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如何治理好乡村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环节。乡村政治精英作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分析政治精英治村的机制和路径,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切实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通过调研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振兴作用机制,进一步从精英培育、协商共治、机制保障三个方面讨论乡村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进路。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效及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研究

2023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并不断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认可,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对该倡议采用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影响该倡议全面深入的推进。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究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可望助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排除干扰、增加动能。

民粹政治与东南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合流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涌现出诸多构建“民众-精英”对立话语、塑造领袖魅力、实施跨阶层政治动员以竞争权力与资源的民粹政治现象,但是不同民粹政治进程中民粹领袖与传统精英的互动却呈现出分化合流的显著差异。探讨民粹政治中的精英政治问题是有效的切入点。民粹领袖尝试构建政治纲领、汇集民意穿透精英政治壁垒,但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领袖以及军官团等构成的东南亚传统精英依托土地、资本、宗教权威、强制力量等要素,占据着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位置,限制了精英分化合流的互动过程。因而,政治方略决定了民粹领袖能否实现对精英的“挟制”:再分配与制度变革取向的革新政治将会引发传统精英反制与精英分化;改良政治以利益相容与权力制衡的形式“挟制”传统精英,以合作与妥协两种方式实现精英合流。精英分化合流的现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追求制度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难以打破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可能陷入“精英合流”与“精英反对精英”的轮回。

民族政治精英论

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其中政治精英掌握着重大决策权,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决策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决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在民族社会中,以民族领袖和政治家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深谙民族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民族政治体系的运作,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方向。通过探讨民族精英的内涵以及民族政治精英的形成、特征、类型及其功能,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精英政治的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政治精英历来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从时间序列的视角来看,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历经从全能主义到派系政治、世代政治和技术专家途径的演变。全能主义途径强调精英共识;派系政治途径关注精英团体的划分和精英之间的冲突;世代政治途径则认为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并与其他政治世代不同,由此会出现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和过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一代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日益增多,技术专家的研究途径应运而生。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研究明显趋向于多元主义,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央地关系、基层精英、精英流动等主题,呈现出研究中心多元化、资料采集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等特点。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精英更替中的“变”与“常”

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精英实现了几次大的更替。这体现了我国在国家建设进程中政治录用标准的调试性变迁。回顾我国政治精英更替的大致历程,梳理学界对政治精英更替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精英更替存在着一些常态化因素,如遵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坚持选拔精英中的政治忠诚原则,并受到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我国的政治精英更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如政治录用标准在不同时期随国家路线的调整而变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政治精英的更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公民参与和大众传媒逐渐影响政治精英的更替过程。政治精英更替的"变"与"常"既是我国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党政体系基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不断调适的反映。

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转换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主要取决于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变化,依次经历了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竞争性精英吸纳以及低竞争性精英吸纳等阶段。非竞争性技术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源于经济因素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具有很高的精英吸纳功能,呈现高开放性、低竞争性和运动式的特征;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来源于不规范的干部任用方式的倒逼以及创新性干部任用机制的惯性,具有中等强度的精英吸纳功能,呈现出低开放性和高竞争性的特征;低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来源于低效的精英吸纳模式和人格化官僚制结构裂解的张力,具有低精英吸纳功能,呈现低开放性、低竞争性的特征。当前,政治精英吸纳能力较为低下,导致政治精英流动严重不畅,并由此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合法性。为此,需要重启具有高效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与中国乡村民主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路何方 ?文章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思路 ,认为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文章结合历史与现实 ,分析了从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角度解释中国乡村民主发展作出的努力及存在的不足 ,指出政治精英的塑造 (craft)是中国乡村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论纲性的文章重点界定了主要的概念、阐述了研究的方法论 。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演变

自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以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在生成方式、流通渠道、内部结构以及功能模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时期,从任命制到选举制的过渡彻底改变了苏联政治精英的生成方式,动摇了苏联的政治基础。叶利钦时期,政治精英的多元化趋势加强,流通速度加快,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较差,政治精英的大起大落成为政治局势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普京执政以后,建立了严格的垂直权力体系,将整个政治精英队伍纳入这个框架,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对政治精英进行重新整合,改变了"梅普组合"期间的站队现象,恢复了权力中心一元化的格局。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主导了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对国家的政治进程和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威权政治的重要基础,俄罗斯政治精英目前虽然有固化的态势,但是其结构转型还处在动态之中,远没有结束。

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

本文对美国政治学界自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作一个综述,描述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一些评估。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中国精英研究经历了两个范式:全权主义范式和多元范式。范式的转型推动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成熟。作者认为,本领域今后仍需发展更多的概念和理论,更加深入地融入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之中。

社会人、经济人与政治人: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治精英

鉴于乡村政治精英的多重身份和独特地位,使其兼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维护社区利益的社会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呈现明显的离心倾向;但同时,在运动已经成为常态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和乡村群众的广泛动员,乡村政治精英只能选择顺从和接受,最终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乡村政治精英逐渐由社会人和经济人向政治人转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并未完全实现。

政治精英眼中的廉政公署——基于香港区议员的调查

在治理腐败过程中,腐败治理机构作为重要的制度载体,其能否有效地执行和落实,有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个人观念的改变是通过接受制度的象征性资源来获得,而非直接感知到抽象的制度本身。民众对于制度的评价实际反映的是其观念的变化。因此,重视民众的评价,重视民众评价背后的观念变化,对于维持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持续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试图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描述香港区议员,如何看待其专业反腐机构廉政公署(ICAC)的。研究发现,香港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ICAC)的执法有效性评价高于独立性评价;但其观感受年龄和政党派别的影响较为显著;与此同时,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的评价呈现分化态势。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在腐败治理过程中,重视主观测量,不仅需要着眼于社会民众的整体观感,而且还需要重视政治精英的观念、态度等主观感受,因为他们对民众的观念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进而能够间接影响到腐败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村庄权力结构与乡村政治精英的形成——陕西关中2村调查

主要考察了村庄权力结构与乡村精英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分别从"模化"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的权力介入以及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3方面分析了其对乡村政治精英形成的影响。

中国政治精英优势与现代化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表明,相比较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政治精英对现代化建设具有一些独特的推动优势。这些优势如果使用得当,便会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些优势包括:务实的精神,关键时期超强的反思勇气和纠错能力,重视学习的传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精英这些优势的发挥需要具有一些前提性的必要条件,包括: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规范公共权力。

互惠共赢:政策网络语境下的美国政治精英与智库

政治精英是美国顶级智库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数据统计,总结美国顶级智库中政治精英的分布规律,发现政治精英虽然所占比例极低,但广泛分布于智库董事会并担任要职。对于该现象的成因,文章采用政策网络分析工具Muckety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网络语境下,政治精英与智库之间存在网络叠加效应和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