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与方法论变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联系研究背景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和方法论变革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逐渐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评价,进一步确定了其研究对象,而且逐步确立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以及对逻辑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还体现出与其哲学层面研究发展的双向促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数字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全面解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丰富内涵,进而推动其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的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深入解读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及内涵、外延,重点分析其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的联合作用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作用特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文章进一步阐释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即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相互渗透,进而提出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计算公式,用于评估其影响力。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也是其创新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象表现之一,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深入研究,为理解并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关于《空间与政治》的解读

新的空间概念是列斐伏尔新的元哲学的核心关键词。空间概念不是抽象的泛指,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建构而成的。空间具有政治性,这里的政治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作为元哲学的空间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中贯穿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资本的逻辑,现在已经在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中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整个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空间开始从属于交换价值,一切空间存在都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商品。这一新的变化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即空间政治经济学。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意义上的空间生产,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卓有成效的自我防御,这种防御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幸存”。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视域中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地位和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资本论》研究的第一稿,还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其地位和意义。《草稿》使马克思在科学上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催生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特而根本范式的形成以及整体性理论范式革命的发生。

马克思的数学研究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

数学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的先例,为当时数学、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协调发展提供了光辉范例。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马克思借助数理逻辑,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并用数理逻辑、文字逻辑和现实事例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严谨完成了《资本论》整体理论建构。新时代科学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可强化数学及其他基础学科交叉应用研究,在解决时代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

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启示

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早期探索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文首先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继而提炼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思想基石和“最小—最大”逻辑主线,归纳孙冶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观点创新。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有利于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需要、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人民至上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重要保证。要坚持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通过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

健康中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劳动者健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实施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健康中国建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凸显了卫生健康事业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支撑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健康中国建设,坚持健康促进政策,必将对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OBE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例,在分析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提出要引入成果导向(Outcome⁃Based Eduction,OBE)教育理念,并运用抛锚式教学模式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深度融合案例教学法,改进教学方式,建设思政元素案例库和线上学研考教学平台,形成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机制,对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对实施课程思政育人具有实践意义。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策略探赜

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边疆治理具体实践是构建边疆治理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从政治经济学视域建构边疆治理的现代性,既是对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验证。边疆治理现代性是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状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它具有边疆经济治理现代化、边疆政治治理现代化、边疆文化治理现代化、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边疆生态治理现代化等五个主要特征。以政治经济学为视角考察边疆治理,对边疆治理现代性中所应包含的人民性、劳动性、公共性和公平性特质进行揭示,从而提出建构边疆治理现代性的策略: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基石;其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目标;其三,“共建共治共享”的“三位一体”治理格局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力量;其四,各种文明协同发展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方法。

精神工业与普遍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

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探究了精神工业与持留经济所造成的意识时间的商品化与共时化突变,剖析了短视资本主义增值的秘密机制。“新批判”揭露了技术对劳动、生活和理论知识的代管所诱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澄明了经济体系对技术体系的霸权致使力比多毁坏的后果,阐发了个体化的丧失、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以及精神的贫困等生存之痛。斯蒂格勒拓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但因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而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最终陷入“技术本位主义”并诉诸乌托邦式的救赎方案。

论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以孔子的“仁学”及教化思想为根柢,建构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治理体系,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奉行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以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巩固“大一统”国家统治为目的,抑止权贵、豪强,平衡社会财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部署要求,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待文化繁荣发展,从新发展理念看文化强国建设,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安全,从而更好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