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不仅仅存在财政逻辑,更重要的是存在政治经济逻辑,通过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发现其存在一个"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逻辑:即宏观上的绩效合法型与城市偏向,中观上的政府职能的"重经济轻服务"偏向和微观上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强激励与弱约束偏向。因而要实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从非均等化供给逐步走向均等化供给,就必须改变其存在"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逻辑,创新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与城乡关系,由政府职能转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构建激励与约束平衡机制。

环境规制失灵:政治经济学逻辑与矫正措施

环境规制失灵是长期困扰我国环境治理的“顽疾”。文章基于政治经济学逻辑,深入剖析环境规制利益相关方相互关系的实质,揭示了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长期存在规制失灵现象的根源。同时,结合我国现阶段在环境规制方面的实践,针对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和公众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应矫正措施。这些矫正措施正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展现出了创新性和前瞻性,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物质资料生产为“做大”蛋糕奠定了物质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逻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逻辑;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1949~2019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非正式金融主导,变为正式金融主导,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和社会主导,迅速转变为行政主导;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又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市场主导的改革进程。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之谜”,即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迅速发展,而农村分享较少,基本金融服务依然缺乏?对此问题,本文探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从系统层面对改革过程做历史与政治经济分析,并对改革策略和计划做出评估。本文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逐渐从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捕获,走到了市场主导下的市场抽取:在行政主导时期,金融机构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扮演储蓄动员机器角色;在市场主导时期,市场体系继续将农村资金抽取到利润更丰厚的城市和工业部门。行政捕获和市场抽取的交替变化,使得农村一直未得到金融自主权,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选择性信贷政策和金融抑制。当国内资金供求形势由短缺走向过剩后,国家开始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方向性转变的系统改革,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依次实施,意图将汲取之手转为帮助之手,重振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然而,国家的支农政策依然受到市场主导的妨碍。利用并跳出“政府-市场”的两只手逻辑,引入“政府-市场-社会”的大三角逻辑,才能系统地整合正式和非正式金融,构建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社会金融三者协调的农村金融新格局,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

超越国家汲取能力: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总之,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应当以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变革为逻辑主线进行全面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土地改革为起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借鉴历史经验,新时期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农业微观基础,坚持以构建现代农业体系为实践抓手,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实践准则,搭建起新型农业合作模式,最终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人的城镇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镇化的理念和实施路径具有差异性。人的城镇化是传统城镇化发展的价值转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本质内涵,凸显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是其现实指向。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和用获得物做了什么,是人的城镇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四个关键性问题。促进产权制度变迁,发展合意产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优化收益分配机制,是积极稳妥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战略举措。

人本主义祛魅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整体转换及其现实意义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视野中所研究的问题和遵循的原则互不相同。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逻辑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换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原理出发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经济学理论是不成熟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创造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说。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转变,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再研究——兼与刘建华教授再商榷

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三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剩余价值论,辩证方法及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资本论》及其逻辑结构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的具体化,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次尝试,旨在凸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辩证法的逻辑运动,并从总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现实运动,由此而形成了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进展,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II)即《资本论》及其准备稿和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翻译出版工作的启动,有助于推动《资本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大众化进程。

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以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为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利好期,但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并未得到根本破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致思理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基于生产力水平提升,我国适时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鉴于此,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举措应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以协调推进两大战略为抓手,共创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创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方法论考证和启示

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选择和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选择和体系构建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意区分研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哲学逻辑起点与经济学逻辑起点的不同。学界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利益关系、人民主体、人的发展、国家、消费、剩余产品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重点是分析公有企业生产的商品。

百年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及其启迪

我国农地所有制结构的产权实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百年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始终立足于坚持公有制发展方向与满足广大农民地权需求有机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我们在更高起点、更高目标上实现农地公有产权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入地权实践的有机统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研究应当以农地占有关系调整为逻辑主线,着力优化农地公有制结构的产权重配。

人本主义祛魅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整体转换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逻辑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换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原则出发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经济学理论是不成熟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创造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说。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转变,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目标下我国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逻辑与路径

实现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双碳”目标下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了“双碳”目标下我国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逻辑,从系统论视角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十化”路径,即农机装备创新靶向化、农机装备创新三全化、农机装备设计现代化、农机装备研发应用一体化、动力装备大型智能化、作业装备高端智能化、农机农艺融合化、农机装备低碳化、农机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及农机经营主体职业化。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的四重逻辑:经济人类学视角的探讨

阐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内在逻辑是促成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形成的基础和前提。经济人类学自诞生起便一直在寻求“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的答案,形成了“乡民经济”“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理论解释,这些理论有助于解析和论证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社会生态逻辑、政治经济学逻辑和历史文化逻辑。与此同时,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也为经济人类学提供了中国经验和表达,拓展和深化了经济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向度和深度,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更是在总体上回应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的经济人类学之问。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兼论“三权分置”改革的去路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了从私有私营、私有共用、公有共用到公有私营等四次重大变迁,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生产关系双重功能以及占有权中心主义等原理的运用和证明。现阶段"三权分置"改革在强调放活经营权的同时,必须解决集体所有权的落实和农户承包权的稳定问题,沿着这一逻辑,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道路可能有两条:一是实现"第二次飞跃",发展集体经济;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小农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方法论溯源

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选择和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选择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意区分研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哲学逻辑起点与经济学逻辑起点的不同。学界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商品、人民、国家、消费、剩余产品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观点,没有准确体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

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界从诸多角度进行解读,理论认识逐步深化。本文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得失和中外经济理论总结进行的创新。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西方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异同,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最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供给侧和需求侧、市场和政府、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生态帝国主义:一个初步考察

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生态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生态帝国主义表明了生物扩张的生态逻辑与资本扩张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辩证逻辑力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位,产生不同变化及意义。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生态帝国主义导致了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岌岌可危。认清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扩张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需要生态与政治的双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