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认识

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是公共管理学中一个里程碑式的理论,同时又是一个争议颇大的理论.对于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认识,笔者认为,要从前提和背景下看其历史必然性,从理论表述中看其先进性、从质疑与批评中看其历史局限性.

浅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角度

政治行政二分法本是行政学中的概念。用政治行政二分法探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基本上回答清楚"由谁治校""如何治校"等在大学治理的探究中所要遇到的重要问题,为我们探索高校改革中的"教授治校""学生治校"与"去行政化"等命题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角进行思考。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内涵与理论价值

"政治与行政二分"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命题,学术界对它一直存有争议,作为西方行政学的基本范式,它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误解、质疑和批判。本文将梳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历史沿革,指出其不足、面临的种种误解和质疑,然后分析其基本内涵与理论价值,探讨其对中国党政分开的指导意义。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批判的批判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赢得广泛赞誉之辞的同时,也被理论界指责为过于天真地强调了政治与行政的截然分离。然而,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倡导者们并没有忽视政治与行政的密切关系,在诘难之声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理论误解。不仅如此,实践界对二分法也存在着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这种误解和误读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错置与误置。由是观之,学术批判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被批判对象的基本观点和具体语境,而实践工作者应用理论的基础则是认真地解读原著,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理论的限度。

西方“政治-行政二分法”对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的启示——兼论防治“一把手”腐败的新思路

西方国家在遵循"政治-行政二分"的基础上,普遍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类,实行相对独立的分类任用、考核、监督与管理。此种分类方法一方面促进了国家政局稳定,另一方面对政治民主与行政效率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务员分类管理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是中共十三大为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无论是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是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都没有延续党的十三大关于公务员实行政务官、事(业)务官的"二官"分类精神。因此,我们要充分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探究"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精髓及其在西方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中的有效应用,结合我国的国情,重新思考我国公务员分类与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在我国行政系统内构建上、下级责权对等、彼此制约,实现政务性公务员民主决策与事务性公务员科学执行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

从二分走向整合——“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反思与超越

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整个历程中,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奠定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调。这种对政治与行政有点天真的区分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多年。围绕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弊端而进行的反思与批判,客观上推进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研究综述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从提出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其遭到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科学、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和质疑,但其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从背景分析、内容陈述、批评回应和价值方面,对学界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析。

浅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

由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引发了行政学研究领域的很大争议,它对于20世纪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模式设计有着巨大的影响。论文将论述三个问题,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含义及提出的前提、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意义和影响、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对当代政府改革的意义。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隐忧:理论与方法

现代性是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产生的宏大叙事背景。假定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现代性相契合且未发生变化,该范式引发了公共行政民主与效率的价值争论并主导了逻辑实证主义与规范性的研究路径。由此发生了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隐忧,即公共行政理论外向拓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拘泥于规范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并侧重于后者,导致实践中的公共行政日益陷入现代性困境而不自知。公共行政需要担当寻求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责任,进而在理论与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超越二分法: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定位分析

政治行政二分法是传统公共行政学阐发思想的理论前提。这一理论预设以及据此引出的传统公共行政思想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分类方法存在缺陷。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是对二分法的借鉴和超越。

行政学中二次二分法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行政二分法一直是行政学中的经典理论,长期以来,其效率至上的主张对行政学界的主流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后工业时代后,行政实践催生了政策分析、流程再造、绩效评估、危机管理、电子政务等新型管理工具,使得行政学产生了第二次二分,即管理工具与管理技能相分离,这个新的分离促进了管理工具的发展,促进了工具本身的革新。而对于管理工具的熟练掌握与运用,也促进了行政人员管理技能的提高与思想的转变,使其专注于提高工作效率与公众满意度,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后现代行政责任的基础框架——从二分法到治理网络

政治-行政二分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的逻辑起点,与此相应的传统行政责任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陷入困境。在后二分法时代,社会自反性日趋明显,政治、行政与民主均发生了极大的变迁,治理网络理论正取代二分法成为责任机制的理论基础,建构新的责任机制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应当确立以"有效性"为核心的应责网络机制,重视应责的情境化动态性、确立复合化的应责价值体系。

浅析古德诺二分法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行政学领域中一直被广为人知,一般认为是威尔逊最先提出,后经过古德诺丰富并且发展起来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是在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但对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学理论以及知识的发展和我国政治与行政的发展问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本论文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详细阐述了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其理论主张和价值,以及古德诺二分法的现实意义,以此探析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政治和技术的二分与互动——引证于“万人评议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是一个由政治和技术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政治和技术二分的基础上把握两者的互动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政府绩效评估的运行原理,探索提高其认同度和使用价值的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入访谈方法对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这一个案进行了历史性分析,不仅发现了政治主导技术、技术约束政治的互动规律,而且发现了这种互动在流程上的非均衡性。基于上述发现提出的实践策略包括坚持评估目的与评估模式相匹配,选择合适的评估主体并合理分配评估权力,根据事前承诺运用评估结果。笔者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和探索性分析认为,政治与技术的视角比较切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政治与技术的视角关注的是行政过程中的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公民参与——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结合的桥梁

代议民主制所强调的公民参与,目的在于选出代表,代替公民来行使公共权力。由于现代社会复杂情况日益增多,公民不满政府的无能和效率低下,参与式民主精神与公共行政产生了冲突。西方“民主行政”理论开始思考超越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尝试通过公民参与来实现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的结合。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公地”思想及其意义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公地"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党体制对于选举的影响比宪法大,法律因其重要而滞后,人性的共性导致了政治相似;政治与行政交叉,"公地"分配要协调和统一,通过政党的进退实现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行政功能划分为执行、司法、准司法、统计和科学功能,政治对于行政的控制局限于执行机构,其他专业部门要保持其独立性。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视野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基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政治性本质的认识,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排斥与否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并主张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严格的政治控制。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本身的偏颇所在决定了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政治控制理论的不切实际性。

新公共行政学:范式替代抑或是改进

2008年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公共行政运动已经走向了贫民化、全球化。但仅就学术走向而言,新公共行政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走向21世纪今天的困顿局面,原创性和规范性的缺乏,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迷失,实践的困难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尽管后来的新公共行政学者作了种种努力,然而囿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其主要价值观念偏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取向,概念的连贯性和定义准确性的缺乏造成了新公共行政学虽然在改进却没有成为一种范式的替代。

威尔逊行政学思想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作为现代行政学的开山之作，对于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仍然有着仍有着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首先是从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出发，其次是从公共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出发，最后从行政学研究本土化问题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