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规范哲学视域下的宗教极端主义研究

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政治渗透导致的围绕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异化状态,具有反社会的显著特征。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此,我们依托政治哲学、法律哲学中的规范理念,剖析宗教极端主义异化的内在动因,梳理宗教极端主义侵染正当宗教生活、社会秩序的典型途径,形成对宗教极端主义规范哲学话语下的逻辑定性。

如何认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虽然在多种情况下对有关权利、平等、公正等的规范性话语予以了批判,但在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支持规范性判断的政治哲学思想。然而,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等政治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以特定的方式、从特定的思想层面来把握政治哲学问题的。不管就立论方式而言还是就思想界面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都存在不可同日而语的重大不同。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不同,而不是将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为绝对标准,才能够建构起符合马克思的理论要求与思想追求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也才能够对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什么重要

当前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硬性地拉入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当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远离唯物史观的“政治”的哲学。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会将马克思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入本该到达的概念框架和问题域。因为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拥有一种可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政治哲学,而且这种政治哲学始终是立基于唯物史观的,始终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予以设计的中轴,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始终占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持续不断地在面向现实中实现其在场性,从而充分发挥其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的实践能力,也必定要义不容辞地参与到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来,并由此发展出能够表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些方面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是重要的,甚至也是不可缺场的。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的嬗变与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

法兰克福学派绵延至今,名家辈出,已历四代。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法兰克福学派并概括四代理论家的政治哲学关键词:否定、重建、继承和规范。在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的嬗变过程中,规范政治哲学逐渐凸显。以规范政治哲学为核心,从现实的问题、规范性研究、分析的方法等方面讨论建构中国的哲学学术体系。

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伦理反思,拒斥习俗主义,把国家与社会统一于道德之中,并以道德统摄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政治对人的要求是“应当做……”,所以,我们将它概括为“产生于道德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政治看作是道德实践,将政治与社会分别开来,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善,它对人的要求是“能够做……”。所以,我们把它概括为“产生道德的政治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一切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根基。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建何以可能?

能否在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证成和构建一种关涉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分配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甚至也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工作与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联系起来,但在文本和思想史的视域中来创造性地证成和构建其政治哲学思想,这依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一概念中,容纳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几乎全部价值要素;二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推向了纵深层面;三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问题的思考,为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模型。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平等思想的理论分野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发掘和阐释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时,试图突显平等的“规范性”意义,以此表明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超越性。他们认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既不能延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要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到来;而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变化形势下,从剥削的非道德意义出发,突出平等的伦理规范性内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这种理解突出了平等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话语地位,但它是在剥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的情况下对平等做出的“规范性”的解读,忽视了平等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厘清并阐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在平等问题上的理论分野,不仅能够揭示马克思平等思想的多重维度,彰显其整体性特征,而且能够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推进其在新时代的理论发展。

罗尔斯构建规范正义理论的思想贡献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运用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精心构建并论证了正义原则和理论,从而复兴了规范性政治哲学。他深入批评功利主义,从伦理和制度建构主义进路论证了正义的制度,对于捍卫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和处理社会经济差别的原则作了经典论述。他以假设的原初境况下人们订立契约、经过慎思而选择正义原则的过程,来为正义制度的公共性和普遍性进行论证。罗尔斯开创了当代规范政治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人们论述并追寻正义的理论和分配制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开拓了大量的学术讨论问题域。其理论在20世纪与西方权利和分配领域的政策主张直接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深入探讨和研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敏锐地介入批判性视角,可为构建中国政治哲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启示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