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路埋秋藓——元代奉元路安西王宫城政治文化意涵考释

元代安西王(秦王)一藩两府,皆为宫邸,分别在奉元路和开成路。本文首先通过梳理中外历史文献,廓清了安西王世系封建废黜和宫城兴建废毁的历史脉络,及其与蒙古皇室的纠葛、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其后以考古实证为基础、参考史料记载、结合前哲的设想,考辨了奉元路安西王宫城建筑形制和空间布局的特征、规律,进而比较了两座安西王宫城与元大都宫室、宋代宫室、蒙古毡帐、西域伊斯兰建筑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奉元路安西王宫城对于城市形态的塑造作用,通过引鉴西方现代社会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探究了城市空间结构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民族关系、政治角力、文化意涵。本文通过考释安西王宫城的空间布局,对其间发生的同化、异化、涵化,以及汉化、华化、夷化等现象作出解析,进而对西安古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统治策略进行批判,这对于更加深刻清醒地认识现代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战略具有一定意义。

气候变化政治角力的司法制衡

当政治程序难以解决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纠葛时,寻求司法救济已成趋势。法院介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纠纷,对案件作出裁判,必然涉及政治立场的选择,与其他政治力量形成互动关系。为了避免法院角色正当性之争,美国联邦法院形成了将政治目标寓于规范阐释、避免作出全输全赢的判决等司法策略,实现了支持环境保护的政治目的。面对正在出现的气候变化行政诉讼,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法律规范容许的解释空间内运用司法策略化解难题,而不能依赖不予立案加以回避。

乌克兰——世界四大权力中心地缘政治的角力场

2014年5月25日乌克兰大选落下帷幕,但乌克兰社会的政治危机并未消除,乌克兰分裂的因素反而增多。自2013年底乌克兰再次爆发颜色革命以来,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大洗牌重复上演。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克里米亚,成为最大的地缘政治赢家。与此同时,中国则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在外交上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论“公案”中司法与传媒、民意的政治角力

'公案'问题由于其法外的特征性因素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角力典型载体。司法、媒体、民意构成这一政治角力的三方,司法的权威属性忌惮传媒和民意的涌动和狂欢,传媒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影响、渗透司法意志之实现,民意则基于'多数化'及'群体性'特征总是进行散漫式评说、道德化判断、司法外预审,而其本身又是多样、易变且'选择性失明'的。近年来的众多公案深刻展示了这一经典三角角力关系的博弈、焦灼、暗斗及妥协,在法治实践上清晰地表达出了现实中国存有的法之外各类政治力量的角力事实。在司法引领的经典角力关系的构成和作用发挥上,司法方应主动成为调停者和妥协者之先驱,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式正当性逻辑中不应畏首畏尾而逃避彼此的合理期望;而民意的合理渠道引导、媒体的慎重职业道德在三角角力的妥协中是应然付出的必要牺牲,从而以期实现理性形式的建言及正常态势的监督。

《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

美国华裔作家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美国华裔女孩阿五在美国族裔属性和中华族裔属性间的斗争,以及她如何摆脱被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双重边缘化的两难境地而融双重属性于一体的状况。阿五身上熔铸的中华族裔文化属性和美国族裔文化属性反映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的文化政治权利角力关系,从而达到重铸自我族裔属性,实现混合身份认同的目的。

法典化的三重视角

雷磊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2期撰文认为,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法典是政治的产物。近代的法典化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法典之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法典化现象本身则彰显着共和主义和立法中心主义的政治思潮。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最后,法典也是完备立法技术的产物。

从刑法解释到刑法论证

当前刑法解释是根据理想情境构建起来的、封闭法律认识体系。其主要缺点有三:目标不明确、根基不可靠、结论不可信,它无力担负起法律适用的重任。在风险社会结构中,根据法律适用中的道德根基一致性要求和不可避免的政治角力,考虑到法官造法的事实和其中隐含的道德论争,需要将基于解释展开的法律论证作为刑法适用的基本方式。刑法论证以合理性为诉求目标,通过促进在开放刑法结构中的论证主体间的对话而展开。

浅谈海滨城市利用和开发沙滩的社会背景--以法国圣布雷万市为例

文章旨在以具体案例来分析普通海滨城镇转化为以海滨浴场为特色的休闲城镇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卢瓦尔河大区的圣布雷万市为具体案例,以市议会文件为着手点,探寻一个海滨城镇转型为以海滨浴场为特色的休闲城镇的政治先决条件。19世纪初期的政治因素导致了圣布雷万市的一系列变化:城镇之间边界明晰化;人们对圣布雷万市的城市形象认知发生变化;政府对土地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开放土地市场,认真听取外来人口诉求,逐渐减少将土地资源用于农业开发;法国大革命伊始,地籍管理人员和圣布雷万市议员便开始着力推进城市边界划分和土地资源分类的工作。这一系列变化让我们认识到:政治层面的力量有助于人们对城市身份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地籍管理人员和市议员在工作中也建立了城市形象认知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诚然,当时的人们必须首先对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问题加以思考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一套划分标准。大革命时期,圣布雷万市议员们选择了改变圣布雷万市的称谓来表达自己对新政体的拥护。改变城市称谓与重新认识城市身份的过程相似,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由国家到地方),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由地方议员推动),构成了城市身份认知适应过程的先决条件,若无此条件,何谈之后的对"海滨浴场休闲城镇"的身份认知。除了政治背景,还需对圣布雷万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加以考量,如在土地市场开放或是关闭的问题上,外来人群体和本地人群体的关系,本地人希望保留对土地进行农业用途开发,同时也希望保留当地根深蒂固的农民社会秩序,而外来人则期望将土地变为无主之地,这两种想法在当时无疑产生了强烈碰撞。基于以上情况,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其他层面或者其他地方,城市形象认知是如何转化的?哪些人会被认为是外来人?何种土地会被认为是留给"穷人"使用的"贫瘠土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海滨浴场化"其实是一种对当时社会阶层打乱重排的过程。当时的圣布雷万人民一边对抗沙土化,一边思考沙地和海滨滩涂新的使用意义,这表明:如果不是人们放弃了将土地用作农业用途的想法,人们不会考虑将土地拿做他用;如果不是外来人群体成功地让当地掌权者们接受了他们对海滨土地使用的新看法,海滨荒沙地永远不会变为舒适的海滨浴场。换言之,这场海滨浴场化过程其实是一种政治角力:只有当权力阶层与土地的农业化开发利益和传统的农民秩序社会相剥离之时,土地才会慢慢地由农业用途转为非农业用途,普通海滨城镇才有可能转变为一个以海滨浴场为特色的休闲城镇。

中国电影史略论

中国电影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谭鑫培《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开始,到1920年代末,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的萌生期,主要倾向是追求赢利。这一时期论者们认为电影的优点在于逼真,并在电影摄制的实践中学会了一些电影技法。自1930年罗明佑的《故都春梦》上映,至1940年代末,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二时期,政治角力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成长起一批有成绩的导演与演员,电影的技法被认识得更为清楚,并完成了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左翼力量在电影界相当活跃。从1950年代到1976年,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三时期,与话剧拉开距离的电影理论,在民族化浪潮中又向中国戏曲靠拢。而在政治的强势作用下,1930年代文艺,从1950年代初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到最终被批为黑线。1976年至世纪末是中国电影史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从1976年到1983年,电影中的虚假现象遭到观众普遍的批评,求艺术手段之新、淡化戏剧性与对民族历程的反思这三点,成为这一阶段电影发展的新的动向。从1984年到1987年,是探索片强劲崛起并迅速退潮的阶段;从1988年到世纪末,合拍片的兴起及其落潮,第六代导演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的两项重要内容。

伊朗开辟石油出口新通道

伊朗近日宣布,该国第二个石油出口终端正式启用。这个位于阿曼湾Makran海岸贾斯克港口的出口终端,将帮助伊朗“完美”避开海湾地缘政治角力焦点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石油出口渠道分散化,进一步强化伊朗能源经济安全。

1490叩开欧洲之门

1632年,德意志东比锡附近的吕岑。浓雾中,一颗子弹击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后背,紧接着国王又连中数弹,这位被称作“北方雄狮”的一代雄主,就此殒命。古斯塔夫二世是当时欧洲开明王室的代表,不但本人受过良好教育,也对技术革新生产和军事极具兴趣。他率领欧洲新教势力,一再击败天主教联盟,力挽“三十年战争”初期新教的颓势,极大影响了百年来欧洲宗教政治角力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