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危机的本质及其政治调适

面对生态环境严峻、生态矛盾激化这一现实情形,生态保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社会热点议题。从本质来看,生态危机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生态问题的本质就是利益矛盾冲突问题,解决生态问题必然涉及利益矛盾,分析利益矛盾也必然牵扯生态问题,以人与自然协调关系为核心的生态正义可以较好地平衡生态问题与人类利益关系。生态正义是解决人类与自然间利益矛盾的关键,而政治调适是实现和维护生态正义、协调利益矛盾、化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方法。

政治调适背景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再诠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性变革,这集中体现为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从范式上来看,当前的政治调适是国家与社会合力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有需求,国家有回应"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框架;从过程上来看,当前政治调适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表现为:以社会公正为主的社会需求、以社会抗争为主的政治互动、以服务型政府为主的国家供给、以非选举问责为主的政治发展;从效果上来看,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兼具"有效性"与"有限性",需要通过持续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来完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政治系统调适与执政党——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

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治系统必须相应进行调适,其核心问题是处于政治系统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实现执政方式的改变;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

论中国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

政治调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近代中国，面临着全面的压力与全新的挑战，传统政治被迫加以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抗力，接受挑战，延续统治。尽管这种调适具有很大的被动性、消极性及其功能的脆弱性，但它却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问题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政治人的现代化对政治秩序调适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治秩序调适规定了政治人的现代化的方向与内容。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应以先进政治文化为导向,以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为现实途径,以适宜的政治社会化方法为保障。

浅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中的主体培育

政治人是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因此,科学培育政治人是促进政治秩序成功调适的先决条件。先进政治文化是政治人培育的内在向度;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培育政治人的现实途径;适宜的政治社会化方法是培育政治人的直接保障。

文艺与政治:理论与感情的双重调适

回顾 2 0世纪中国文艺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回顾新时期以来 2 0余年文艺界与文艺理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仍然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进一步调适好中国文艺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 :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摆正为文艺与“大政治”的关系 ,即文艺与人民、国家、党的根本利益的关系 ;文艺与“大政治”的合理关系将使文艺与政治两利双赢 ;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政治结构调适

随着政治系统的政策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在2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不平等等特征。政治系统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积极地对政治结构做出相应的调适,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以形成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媒体“去差别化”现象的特征、问题及调适

新媒体时代,技术"去差别化"地提升了公民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促进信息、教育、人脉等社会核心资源的共享,智能化私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去差别化"也使得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增多,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网络空间安全事件频发。应对新媒体"去差别化"现象带来的治理挑战,政府必须顺势而为,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的技术优势来进行政治调适。首先应主动为公民建设网络问政平台,推动公民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其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传播力和解释力,以此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再次,强化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为人民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网络环境,以此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提升人民的政治信任及满意度。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论毛泽东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逻辑理路——基于《论十大关系》的一种理解

毛泽东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有机体,它从行动逻辑、发展动力、价值旨趣与物质基础等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行动逻辑层面:以协同治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范式,充分调动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发展动力层面:以政治调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有机调适政党与国家、中央与地方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消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阻滞因素进而实现国家善治。价值旨趣层面:以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目的,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物质基础层面:以科学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基石,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