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

政治象征/符号通过其意义表述和价值阐释,具有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社会化四种文化功能,中心目标在于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政治象征/符号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达成其文化功能。它们是政治过程的一种持久性动力因素,也是揭示不同社会政治特性的文化指示器。

政治传播与政治象征理论评介

政治象征理论是传播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 ,形成于 2 0世纪 30 - 4 0年代 ,1980年后受到政治学界广泛关注 ,该理论综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 ,对现代社会政治象征这一政治现象进行了多视角分析。本文对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 ,评价了其代表性学者的理论观点 ,以期拓宽中国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

政治象征:作为意义和价值阐释的功能分析

作为意义和价值表述的政治象征具有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社会化四种文化功能,中心目标在于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政治象征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达成其文化功能。它们既是政治过程的一种持久动力因素,也是观察不同社会政治特性的重要文化因子。

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述评

美国是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阵地。20世纪前期的研究者揭示了政治世界的象征现象,使其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研究分裂为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两个研究向度,研究者要么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政治象征的功能,要么用解释的方法分析政治象征的意义。20世纪后期,艾德尔曼把这两个向度结合起来,对现实政治展开了批判。20世纪末的研究则整合了两个研究向度,验证了前期的研究结论,但并未形成对前期研究的全面超越。中国研究者应从美国政治象征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和教训,以推进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政治象征符号的工具价值分析

象征符号于政治实践的工具价值主要在达成其政治识别、沟通、确立权威、决策合法化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中心目标是建构权力结构和权威秩序。实践性的象征符号既是一套权力技术 。

辫子:政治象征与认同

该文主要从政治象征的角度,考察"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在明末到民初这一特殊时段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在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中的作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考察"辫子"被"政治化"及其"去政治化"的过程;二、"辫子"在不同的政治思想脉络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意义;三、"辫子"作为个人权利的象征在清末民初是如何被运用的。

中国海关廉政建设中的政治象征研究

中国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拥有征、减、免、放、扣、罚等权力,同时也存在着廉政建设上的巨大风险。政治象征作为维护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使人产生精神暗示和情感认同的心理力量,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符号、政治仪式等形式。在预防关员腐败,加强队伍建设上,中国海关运用了提炼海关意识形态、建设海关文化载体、确立海关仪式等政治象征的功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有效防范廉政风险,中国海关需进一步挖掘海关政治象征的潜力。

从边陲到圣地:“延安”政治象征符号的构建

抗战时期,延安从地理名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丰富含义的政治象征符号,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吸引力。这一政治象征符号的形成是边区的政治实践、边区政府和民众自我形塑以及国内外观察者的渲染等多方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因此大大提高了政治传播的效率,这也成为日后中共赢得全国民众政治认同并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

政治象征：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策略

作为特殊政治传播策略的政治象征，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反映着政治现实，又通过政治传播影响着政治现实。本文从政治传播入手分析，认为政治象征在政治统治、政治整合和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并在象征的塑造、象征的传播再到象征的变迁等一系列过程中显现出来，但其所发挥的“邪恶”作用也不容忽视。

政治象征:国家——社会权利互动的桥梁

政治象征并不是游离与社会之外,而是社会约定俗称的产物。但无论其怎么演变,都表达着一种权利关系。通过对杜赞奇"文化网络"的概念分析,说明政治象征置于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而在宏观上把握政治象征在我国农村社会中的发展和演变来进一步说明,在我国,政治象征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意义。

艾德尔曼与政治象征研究的可能性

美国政治传播学者艾德尔曼认识到前人的工具主义政治象征研究带有缺陷,于是力图超越。这一努力使他获得了美国政治传播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也使他陷入了"曼海姆悖论"之中。为了消解悖论,他把眼光转向了主观解释学以及后现代理论,但却发现依然不能使政治象征研究摆脱自我指涉的困境。他一生的艰难探索表明,政治象征研究者不应试图消解悖论,而应接纳悖论并努力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以正确把握政治象征的功能,深入发掘政治象征的意义。

政治文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象征的塑造、实体与规制

文化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政治文化的突出作用,通过重建、新建、摧毁、修正、继承、借鉴等方式生成特定的政治实物、场所、仪式、话语、人物等政治作品,塑造红色中国的政治象征以证明自身合法性和维护自身统治秩序。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塑造、政治象征的表述机制要与政治权力表达的有效性相连,规制政治权力的表达与象征的塑造。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政治象征:概念、特征与功能

政治象征是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具有情感性、模糊性、争议性和工具性的特征,从而也使其在政治生活中承担导向和整合的功能成为可能。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歌曲的政治:政治象征的甄别――对以《九九艳阳天》论辩为中心的考察

政治象征是政治体系凝聚政治情感、构建集体认同的必备环节。歌曲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生动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着抒情歌曲展开的论辩实质上是对歌曲所呈现的政治象征的甄别和再规约的过程。以对《九九艳阳天》的论辩为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抒情歌曲的音乐属性往往让位于社会属性,其生存空间在政治权力关系中逐渐受到挤压。政治正确被视为情感表达的基本秩序,同时,"小我"的个人情感被划入到创作的"禁区",而宣扬抽象的"大我"则成为了歌曲的主要任务。因此,论辩形成了一个对歌曲的政治象征进行筛选的公共场域,使歌曲与具体政治任务相融合,从而达到对政治象征进行控制的社会效应。

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象征在政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无法忽视,政治象征以其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理解政治发展提供了鲜明的视角。政治象征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象征是政治生活中象征性因素生成和实践的过程,其实践逻辑归纳为三个环节:政治象征的核心话语及建构过程;政治象征的符号表达;民众对政治象征的反馈。三个环节共同实现了对政治信仰的操作化和具体化,最终把民众的政治行为纳入到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中。

象征与斗争:国家象征中的近代中国——兼评小野寺史郎的政治象征研究

没有象征,就没有政治。象征作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的核心参数,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政治象征的分析和考察,可以窥见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实践中,各方政治力量的纠葛与斗争。对政治象征的争夺实质上就是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对政治合法性的创设与维持,对政治忠诚的呼唤与召集,进而指向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在这个过程中,国旗、国歌以及核心政治人物等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通过对这些要素的考察,呈现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形态,揭开了国家象征在国家建构与权力斗争中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