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南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历史互动与政治适应

卑南是台湾高山族第六大支群,其聚落现主要分布在台东平原的北部和花东纵谷以南沿中央山脈东侧山麓地带,即台东市、卑南乡管辖区域的山海之间。除汉族外,与卑南人毗邻且互动较多的有阿美、排湾、鲁凯和布农等高山族族群。这些族群长期共享台东地区的资源,日渐形成一种稳定的族群关系格局。历史上,卑南人与外来政权接触密切,其文化调适力强,在族群互动中政治优势明显,一度成为代理人。本文透过卑南人与周边族群互动的历史,围绕荷据、清治、日据和光复后等不同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通过对事件中矛盾冲突及卑南人策略选择的回溯和分析,揭示卑南人之所以能够在数百年的族群互动中一直作为强势力量存在于台湾东部的深层原因。

新媒介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提升策略研究

数字媒体技术的普及和运用形成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媒介环境,给高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捷和乐趣,同时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适应新媒介环境这一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从新媒介环境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入手进行分析,从技术层面到人文层面,从教育的方法到内容,从学生的能力到心理等方面,总结在新媒体技术和新人文网络构成的新媒介环境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的策略。

中外合作大学构建适应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驱力与途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大学不同于融合型、嫁结型、松散型等项目合作式中外合作办学,他既具有中国普通高校的一般结构设计,又具有一种全新的模式构架,按照中国当下的发展要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必然选择,认真分析其驱力动因,积极探索其适应性模式,深入判解其路径方略,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又是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大学谋求更大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韧性的学理追溯、多维阐释与生成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韧性政党,拥有强大的政治韧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政治韧性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其哲学基础是人的政治主体性,逻辑内核是政治适应性。党的百年政治韧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斗争性的集中表现,是对党面临的复杂政治生存环境的能动反映,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晶,更是对世界政党兴衰史的历史反思。百年来,党始终以坚毅的政治意志为政治韧性生成的精神支撑;以有效化解危机为政治韧性生成的关键内容;以自觉学习为政治韧性生成的战略路径;以民主集中制为政治韧性生成的制度保障;以自我革命为政治韧性生成的动力源泉。政治韧性贯穿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诠释着党的独特魅力,更是党历久弥新的政治基因。

云南民族团结的文化密码寻踪

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民族的纽带和精神内核。云南民族团结局面的呈现与云南的民族文化特质和实践息息相关。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平等团结互助的道德观念、天人互益的生态伦理以及多民族长期和谐共存互融的文化实践是云南各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是民族团结文化的宝贵历史财富。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乃至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都要重视文化的作用,对民族团结文化资源加强保护、继承与引导。

论古代采风是对民间“创意”的尊重

作为先秦时期所形成并且坚持的采风制度,实际上是一项民意采集制度。它起源于夏代的"求歌谣之言",至周代正式建立采风制度,由朝廷出面组织诗歌采集。之所以要"采风",是因为统治集团与下层社会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为政需要体察民情。诗歌最适宜于表达人们的感情,是反映民情的最好资料,其中有若干是社会上层并不知道的"创意"。诗歌的语言委婉性和语义真挚性使"采风"制度获得一定的政治适应性,由此代表民意的文人与统治者形成事实上谅解,民间的"创意"也得到了尊重,并产生了《诗经》《乐府诗集》这样的意外硕果。

同亚里士多德一起读《四书》:对卫方济儒家经典译介的一种阐释学解读（英文）

卫方济(1651—1729)在中国礼仪之争最后数十年纷繁复杂的气候下发表了《中国六大经典》和《中国哲学》两部译作。为能使中国基督徒免于种族身份与宗教身份难以兼容的尴尬处境,他探索出了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阐释儒家经典的一种文本研读模式。因而卫方济的译本有着相当的自由性—他尝试将儒家经典文本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或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相融合,而非仅从文字层面来进行翻译。这一融合得以展现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与超越文化藩篱的普世真理。正是这一融合使克里斯蒂安·伍尔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哲学家深受启发:它是尚未被殖民与后殖民理论禁锢的纯理性理念,是那个文化交流还未被西方思考模式固化的时代话语丰林中的一枝秀株。

利玛窦及其经验的重拾者明恩溥

明恩溥与利玛窦,两个相隔三百年的来华传教士,在面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时,提出了相似的主张,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二者来华的时代背景、传教地域、传教对象和历史任务都具有互补性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明恩溥是利玛窦经验的重拾者,又是利玛窦经验的补充论证者。二者差异互补的传教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于当今中国基督宗教神学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