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1905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20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伦理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21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历史的真理"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政治传播研究视角重构的第一里路：伦理-政治商谈中理解的实现

"作为政治的传播"与"作为传播的政治"的概念"迷思"都使得政治传播急需在强势的政治逻辑与传播工具化倾向之下,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研究视角,这种视角的重构包含重新审视现实问题、重新反思前提假设以及重新定向研究内容三个方面。从现实来看,一种有效的政治传播方式正逐渐从灌输式转向商谈式,这使得以往"有效传播就能形成共识"的研究预设重新受到质疑,而理解作为共识的前提,如何在商谈中实现,就成为政治传播视角重构下首先要研究的内容。而通过探讨伽达默尔解释学循环当中前理解、完满前把握和视域融合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效揭示伦理-政治商谈过程中理解实现的内在机理,澄明政治传播视角重构的前提性条件。

儒家伦理—政治美学与当代美育理论的建构

儒家"美善关系"呈现了儒家对"美"的语义的独特理解。儒家"美善合一"的综合形态之美不同于现代美学的单维度之美,而是一种内置了"道德善"的古典伦理-政治美学。在当代美学视域中,这种伦理-政治美学依然具有理论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以伦理-政治美学为参照,可以消除现代美学体系带来的美育理论困境,使当代美育的性质以及美育与德育的地位问题获得一种更合理的解答。

伦理与政治融合的儒家思考——荀子“分治”思想论析

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一贯之道是“分”的思想。“分”的要义是如其分而治理。普遍的“区分”或“分”的方法论，是荀子思想中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方面。分治的理念体现了荀子对伦理-政治融合关系的思考，其关键在于由人而政，关注人的自我完善，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荀子学说彰显了正名与尚学等儒家传统的主旨和政治意义。

生命概念与伦理——政治

当代学者的伦理-政治研究,如泰勒的"本真性伦理"和关于"自身"的历史研究、李尔的"灵魂动态交通"理论等均表明,对生命的理解已经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必要维度。从尼采和福柯奠基于生命哲学的伦理-政治观点出发,把握从希腊思想、基督教到当代自由主义中的生命概念及其伦理-政治转换,思考个人主义和个体生命/社会生命的双重性,既清晰体现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创新过程与生命哲学发展的根本联系,又充分展示了生命研究对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思维的突出现实意义。

可能—不可能的激进伦理—政治

以德里达谈论的"可能—不可能"的"双重缠绕"为起点,说明"可能—不可能"是向他者的开放与邀请,不-可能与疑境以及由此而产生关于无条件的要求,是德里达伦理政治哲学的核心。德里达正是在不—可能的这个概念下开展了关于无条件好客、友爱政治学、宽恕、礼物、将临的民主、解构的正义等有关伦理—政治的哲学。不可能性作为可能的最前沿,让事物永远处于将临;不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或幽灵,朝向未来的开放。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面对他者时,是否有一种超越现有法律与制度、更加正义与民主的可能。

神圣人、机器人与“人类学机器”——20世纪大屠杀与当代人工智能讨论的政治哲学反思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聚焦,除了行业精英与技术专家的声音,还有大量来自法学、伦理学、认识论、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诸种视角的意见。但这场大讨论中却鲜有来自政治哲学视角的批判性分析。该原创性的研究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的"人类学机器"概念作为理论工具,来比照分析神圣人与机器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的两种诡异的结构性位置,并在这个基础上对20世纪纳粹政治与即将到来的"后人类"未来,展开一个贯穿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

以前的教科书上一般都把近代的形而上学说成是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知性而上学",通过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解读发现,《单子论》根本不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而是一种典型的"实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实体论又不是以"已成"实体来构成单纯外在物体世界或内在灵魂世界的机械论形而上学,而是以内在行动为原则赋予实体本身以内在的生命运动,从而在实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从"自然世界"开辟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实践的形而上学。从这种实践的形而上学蕴含的伦理-政治维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它也处在第一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转变的起点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可能性不在其自身的实体构造上,而在伦理学中。莱布尼茨这样做了,却无能对此获得明确的意识,他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还带有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因此他不得不承当旧形而上学的骂名。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的美学向度

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是一种价值论的宇宙观,它对自然现象的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价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价值评价主要涉及两个向度即政治-伦理的向度与美学的向度。在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的视野下,宇宙具有生生、和谐、自然三种最基本的审美属性。这种认识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色,同时也影响到中国美学对美和艺术本质的理解。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宇宙精神或具有宇宙情怀和境界的生命精神。

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

实践哲学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其内涵已经不能用伦理学、政治哲学概括了。文章试图在历史的嬗变中厘定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由之派生出培根"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它们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本"范型",后世实践哲学的诸多形式都只是两种基本范型的延伸和派生。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两种基本范型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践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理论分野:首先,在实践知识的核心内涵上,由伦理-政治的知识到人文科学的知识;其次,在实践的场域上,由"伦理-政治"领域转换为"社会"领域;再次,在实践的层次和总体化程度上,由伦理-政治实践转向劳动实践以及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全面实践;最后,在实践的形式上,由伦理-政治实践转换为一种新的当代实践形式——文化实践。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实践哲学逐渐具备了普遍性和总体性的特征。实践哲学并不是形而上学理论内部的一个哲学分支,亦非一般哲学原理的特殊应用,而是包括理论哲学在内的关于人、人类世界以及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实践哲学将逐渐演化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哲学形态。

“信”与中国文化性格

中国语境中的“信”有诚信和信任双重含义,忽略其中的任何一方,生搬硬套西方的信任理论来研究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差。在前近代,诚信较信任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近代以来,信任逐渐获取了与诚信同等程度的重视。“信”与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以及家族性等特征互为因果,后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土壤,前者是后者的集中表现。

“实践”概念的哲学意蕴——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马克思实践观辨析

实践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置于最为高贵的思辨活动和最为低贱的创制活动之间,使之兼具二者的某些特性但又在实质上有所不同。康德一方面取消亚里士多德生产创制活动的独立地位,使之成为理论思辨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实践仅仅限定于道德实践,并将其推向独立于且高于理论思辨的彼岸。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观,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作为实践概念的基础性内涵,进而把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实践观深刻揭示了实践概念的本质,开创了一种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本内容、囊括一切人类活动的广义的实践哲学。

Peace, Peace to the Far and the Near： Who Comes First？

Peace＇s gift when you meet the other is not a polite phrase. This is courtesy or politeness which institutes a priority order： first the far, then the near. In Levinas＇ thought, there is a peace of pure rest, ＂at home＂ and a peace which questions my own identity. A fair peace is a peace where the foreigner goes before me. ＂Close peace is m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man,＂ says Levinas. It is an ＂ethical＂ peace, different from political peace. Peace comes from my ow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until it could die for him. Maybe this welcome will seem crazy, but it is moderated, i.e., involved and estimated in politics. Levinas knows the political moment. But he puts it to its place： to welcome the strangers is an objective fact. Proximity of social link and perspective of far cannot be separated. It＇s a matter of politics and right.

即内圣以达外王:论朱子读书工夫的多维面向

与陆王轻视读书不同,朱子极其重视读书,并且将读书视为最重要的格物工夫之一。在朱子看来,读书具有历史性和生存论上的必要性:一方面,处于“礼崩乐坏”的历史环境,古代相传的“礼乐养德之具”俱废,读书成为成德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人生而有气质物欲之偏,读书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致知穷理、格物修身的必由途径。从内圣方面讲,通过读书融会义理以涵养心性、变化气质,可以补居敬工夫之不足;从外王方面讲,读书明理即能够指导人们在政治伦理世界中践履。故在朱子那里,读书是一种实践工夫而非单纯的理论活动,读书与应事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政治-伦理维度。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劳动”“社会”和“人类解放”三个范畴转换了“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它以“劳动”作为普遍实践的原型,把传统实践哲学当作非人活动的劳动提升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实践主体性,使实践不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把实践由伦理政治领域转换到人类活动的基础层面——社会领域,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社会解放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狭隘的政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传统的“实践-政治共同体-人的政治本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不同,马克思构建了“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