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深化，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近几年改革在不断探索中完善、步入正轨。在改革进程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主要问题，本文对改革进程、改革的积极影响及问题等三方面进行了探讨。

我省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为了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力度,从2009年起,中央将基层政法机关"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体制。根据新的保障体制,我省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按照规定分别承担。这一改革实施以来,大大提高了基层政法机关装备水平和办案能力,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步入法治化轨道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期专题对我省近年来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改革的建议作一介绍。

地方财政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广西改革推进情况的分析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各项改革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可能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增多，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愈加艰巨，作为维稳机关履行职能的重要基础，政法经费保障与管理工作显得更加重要。2009年以来，中央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广西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研究

2009年以来，中央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成为重要内容之一。按照中央和财政部的部署，广西积极启动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经费投入大幅增大。但是，改革的成效还需进一步检验，政法经费在保障政策、经费投入、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本文对当前广西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政策和主要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改革成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研究探讨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加强广西政法经费保障与管理提出了意见建议。

提高经费管理水平 深化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

自2009年实施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以来,山西省各级财政从提高经费管理水平入手,以加大经费投入为突破口,以加快体制转变为目标,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保证,以确保经费保障为落脚点,不断把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引向深入,按照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对政法经费保障体制进行了积极改革和探索。

继续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

近年来，我省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密切加强与政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合理安排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积极实施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我省政法经费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基层政法经费实际保障水平明显提高。这一改革的顺利实施，对确保我省政法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平安山西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公安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逻辑及未来发展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安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历经了“统一分配、分级领报”“高度集中、垂直管理”“下放地方、两级管理”“多级管理、多级负担”、初步建立“分类保障”和全面落实“分类保障”六个阶段的发展。整体来看,公安经费体制保障改革的逻辑主线是由党政逻辑、财政逻辑和公安工作逻辑这三重逻辑协同推动。党政逻辑决定和引领财政逻辑与公安工作逻辑,后两者是党的意志在财政领域和公安领域的深化和外化。三大逻辑逐步丰富并最终走向全面聚合。因此,未来我国公安经费保障的发展应遵循和回应的逻辑为:党政逻辑上与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党委的指示精神保持高度一致,财政逻辑上深化与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配套契合,公安工作逻辑上努力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与实战需求相匹配。

全国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

7月27日，全国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此次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要建立起明确的责任投入机制、合理的分类保障机制、科学精细的管理机制等保障体系，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文科卫等事业单位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探讨

文科卫事业经费的支出应归入非生产性的范围。但21世纪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些事业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将对物质财富的生产贡献越来越大,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按照“社会公共需要”即公共财政理论来说,国家在安排国民收入用途时,应全面考虑生产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让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占一个适当的比例,并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GDP的增长,还要让这一类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甚至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基于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了积极的探索。职业教育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其投入水平、预算管理要求与财政形势有直接关系。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主动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需要,保持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强度,合理配置职业教育资源,创新职业教育经费监管,提高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和管理水平,为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做出积极贡献。

顺应财税体制改革需要 提高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只有办一流教育，出一流人才，才能建设一流国家，而充足的经费保障是实现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随着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投入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和管理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从项目性建设转为机制性建设，

部属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经费保障工作刍议

一、加强经费保障工作的重要性 自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于2008年启动以来，全国已经招录政法干警试点学生（以下简称试点生）三批。目前，2011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因此，做好体改班学生经费保障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政法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情况的调研报告

围绕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情况，先后深入廊坊市及环首都部分县区开展了实地调研。通过一系列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座谈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制定政策提供了参考。

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了积极地探索。职业教育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其投入水平、预算管理要求,与财政形势有直接关系。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主动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需要,保持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强度,合理配置职业教育资源,创新职业教育经费监管,提高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和管理水平,为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做出积极贡献。

论政法经费保障改革中加强公安财务管理

介绍政法经费保障改革的背景,指出现行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设想,并从科学测算公安业务成本数据、制定地市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标准、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和财务人员管理5个方面论述了加强公安财务管理。

试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构建及税费改革应对措施

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即经费,经费主体,相关的必要的控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税改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体制受到的冲击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措施。

呼吁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

据报载: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的一份"意见",首次提出"要探索建立人民检察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的制度"。与此同时,该报道还透露了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

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应设计出科学可行的保障机制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一改革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GDP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7类，包括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医疗卫生、社保、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造成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也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部分领域甚至出现财政投入与事业发展“两张皮”，容易产生“钱等项目”、“敞口花钱”等问题。这种挂钩的男一弊端，是造成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因此，《决定》要求“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那么，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投入，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经费分配公平和使用效率状况，是决策者和研究人员重新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本刊特邀请国内一些长期研究教育经济、教育财政的专家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为我国教肓财政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以使我国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明天更加美好。

论美国州初审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及其借鉴意义

法院改革和财政压力是美国州政府保障初审法院经费的主要动因。虽然由州政府保障的经费比例和项目在稳步增加,但因环境的不同,各州在保障范围上又不尽一致。由于法院改革很大程度上构造在科层模型之上,州政府承担初审法院的经费保障责任后,大多会同步强化州最高法院对初审法院的管理权力,其结果是法院体系内部官僚政治倾向的增加。美国州初审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在上移经费保障责任的过程中,应当肯定省级财政的主导地位,以匹配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在强化省级财政管理权限的同时,应当针对经费管理体制中的官僚政治倾向设计相应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