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社分开和构建政社伙伴合作关系

政社分开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需要,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需要,因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针对我国政社分开中存在的职责不明、人员兼职、行政依附、利益交联、法制环境欠缺等现实困境,政社分开的现实途径应如下:在清晰界定政社分开内涵的前提下实现政社"主体分离";在明确政社各自职能运行规则基础上实现"管办分离";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实现政社新型伙伴合作关系;加快法制化进程,优化社会组织发展外部环境等等。

政社分开与团结: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风险及其治理——基于S市的评估实践

近年来,在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进程推动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应运而生,成为强化政府职能转移、提高社会组织能力、促进政社分开与合作治理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基于对S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存在着结构性风险、合法性风险、有效性风险和道义性风险,这与第三方评估的结构性地位尚未确立、合法性机制缺位、权威性难以彰显、自主性缺失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社关系结构失衡。基于此,笔者尝试借助政社分开与团结取向,为分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提供一种新视角,并通过重构第三方评估的结构性位置、重建其合法性基础、强化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特质、反思和加强第三方评估的能力体系等方面,探求上述多重风险的治理之道;在实践中探寻一种迈向政社分开与团结取向下的第三方评估模式。这可能是重构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结构的创新举措。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管理改革

构建多元参与公共管理新格局需要"政社分开",现状却显示,我国政社分开的改革目标远未达成。要深化"政社分开"和社会组织改革,应当更加全面认识"政社分开"的意义,注重避免管理体制改革走入误区;应当理性探索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还要在"政社"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机制。

治理创新重在政社分开

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落实政社分开。

社会治理与政社分开

当今中国,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社会管理需要向社会治理转变,即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需要政社分开。社会组织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政社分开的基础:领导权与治理权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因政府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的矛盾而进展迟缓,这一矛盾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误解。政社分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分开,即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这一分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切合政社分开改革的实践。它有助于解决使社会组织和团体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组织这一政社分开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助于在基本的功能上划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也有助于解决改革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治理权全部放手,政府需要在它治理的领域里承担起它的责任,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职能。

关于“政社分开”的探讨

"政社分开"作为行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其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管理新模式的需要,而且符合"社会事务责任的剩余原则",符合"多元促进生机"的规律,符合"直销"降低服务产品成本的规律。政社分开的努力离不开科学理念的引导,只有从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和社会组织发展的自有规律出发,来探寻改革之路和采取创新措施,才能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既相对分开又相互合作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政社分开对社团与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单位关系的影响——以中国科协所属学会为例

政社分开成为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改革的具体目标。政社关系调整的政策措施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政社分开,"五分离五规范"的脱钩改革标志着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进入第五个阶段。政社分开的核心是学会与挂靠单位的关系重建,学会与挂靠单位的关系从依附性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政社分开,需要学会创新观念,建立以会员为主体的管理机制和体制,也需要政府给学会充分的支持、培育、空间、授权等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断推动学会与原挂靠单位从挂靠关系走向支撑关系、从依附关系走向合作关系,最终走向合作治理。

政社分开与治理转型:国外比较理论的视角

从国别比较视角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差异,二者政社分开发展的起点以及改革战略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内容。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在长期思想文化传承基础上取得不断突破,政社合作治理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原因,要在短期之内实现政社关系体制的现代化,则应基于传统陈旧文化的反思变革和体制结构的重构调和。中国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应从实际出发,坚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社分开与治理转型路径。

政社分开、居民自治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青岛浮山后社区管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建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青岛市浮山后社区管理模式的经验与做法,对全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广东试水政社分开:“政府出钱、社会出力”

在经历了以政企、政事分开等前几轮改革后,广东试图通过政社分开,激活社会的自治功能。不过＂。

政社分开: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动态

在政府长期以来的双重管理体制之下,社会组织呈现官民二重性特征。十八大以来,政社分开成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成了今后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价值指导。政社分开,不是政社割裂和政社对立,而是政社合作。政社分开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组织获得充分的管理自主权,在政府引导监督和制度规范内,与政府进行积极沟通联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将是十八大以后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趋势所在。

论“政社分开”的困境及法律制度保障

"政社分开"对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组织长期依赖政府生存,尤其是与业务主管机关之间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导致社会组织的资金等权利与利益无法独立享有与主张,很多重要职务由政府工作人员兼任,这就如同人被束缚手脚,也就无法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因此,"政社分开"是目前社会组织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也正因为社会组织长期形成的对政府的依赖,如果将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进行大刀阔斧式的绝断,同样可能对社会组织造成重创,甚至威胁到社会组织的生存。这就需要在进行"政社分开"的同时,在社会组织相关立法中建立若干保障制度,以保证社会组织持续健康地发展。

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

十八大报告中在论及“社会建设”时，有这样一段话：“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政社分开 行业自律 依法治理

从日前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可以看出中央下决心要继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我认为“政社分开”、“行业自律”、“依法治理”将为社会组织腾出发展空间。

“政社分开”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以海洋社会组织为例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逐步推进,社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章以海洋社会组织为例,研究在“政社分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社分开”后,社会组织遇到的困难一是失去物质资源,难以正常开展活动;二是失去“主心骨”,难以建立公信力;三是失去主要业务来源,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为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健康发展,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拓展社会组织经费来源结构等对策建议。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对政社分开作用的制度比较——基于台湾与大陆的社会服务案例

本研究是一项关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对推进政社分开作用＂的探索性研究,案例选择广州市与台北市具有相似服务性质与政策程序的政府购买项目＂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进行比较,以深入的质性访谈资料与问卷为依据,深入三个层次、十个维度比较两个案例,分析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推进政社分开的作用。研究发现广州市与台北市有两个维度相同,八个维度相异;以社会资本理论归纳,正是相异的维度促成了两岸政社分开与政社难分的不同路径发展。大陆政社难分的表象是当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实际上为推进政社分开形成了实践悖论,分别为＂政府的政策悖论＂、＂社工机构的价值悖论＂以及＂社区公民性的发育悖论＂,本文归纳了两地制度比较结果,分析大陆当前实践悖论的成因,并提出对应的三个逻辑转型。

探索社区“政社分开” 激发社会共治活力——社区服务管理过度依赖行政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区既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基层工作的基本单元：既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也是直接反映社会服务需求的窗口：既是开展社会服务的主阵地．也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基层终端。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作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环节．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取得明显成效。在新形势下．加强社区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