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产业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既属于产业政策又属于区域政策。本文基于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将其设立初期选定的“主导产业”作为产业政策代理变量,运用三重差分法剥离开发区建设带来的区域性影响,重点分析其作为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造成的净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导产业政策对开发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约为6.56%,对区外同行业企业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从开发区类型来看,主导产业政策对国家级开发区内企业有显著影响,而对省级开发区内企业则影响甚微;分地区而言,沿海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比内陆地区更显著;按企业特征分类后发现,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更易受到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主导产业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增加了开发区内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了区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反思与重构:党领导下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框架——基于主导性政策主体与参与性政策主体的视角

党领导下的公共政策研究就其主体结构而言,既无法建立在单一的政府主体基础上,也不能从简单套用西方多主体格局理论中得到合理解释。在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实践成就斐然和话语自觉日益觉醒的背景下,构建本土化的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已经明确提出了突破西方话语的要求。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有异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主体作用、总结党领导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制度优势,能够为继续发展党领导下统一与多元结合、效率与开放兼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贯通的新型公共政策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演变轨迹与形成机理——以当代中国为视角

以社会身份制为特征的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是社会不公正的典型表现。在当代中国,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全面形成;1978年至2003年,高位运行;2003年以来,非对称性发展。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是社会身份认证机制、单位中介机制、社会封闭机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的治理要坚持保障社会权利和建构共享式利益整合机制并行的策略。

从政策性文件主导走向法治化: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

医疗保障是解除人民疾病后顾之忧、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升的主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我国已基本实现医保覆盖全民的目标,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在持续减轻,但医保制度的实施还停留在政策性文件主导的状态,这不仅造成制度的统一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弱化,而且衍生出一系列不良效应,亟待以法治的思维来推进改革并促使制度走向成熟、定型。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应当全面、客观地评估医保法制建设现状,发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作用,加速推进医疗保障立法步伐,力求让医疗保障制度在“十四五”期间步入法治化轨道。

中韩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对韩国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核心内容(培育大企业集团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了简单描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韩两国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异同点,着重剖析了韩国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密切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特定发展历程,指出了韩国“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由政策主导到法律主导: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模式的法治化转型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下中国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伴随区域发展由不均衡发展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统筹协调发展、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的新特点,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在切实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需要扎实推进空白领域立法工作、法律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规范体系主导型规范的新特点。正是区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上述新特点与中央政府对于法律和法治在区域发展制度上的新期待,使得区域发展制度模式由政策主导型向法律主导的法治化模式转型具有了必然性。

从供给主导型政策到需求主导型政策——我国公共政策形态的嬗变及其关系调适

随着我国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策形态随之逐步实现从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的转变。但两种政策形态的单独作用都不足以解决所有的政策问题,在政府与社会共存合作的关系模式下,构建公共政策供需双方互动博弈的制度平台和政策网络,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显然是调适两者关系并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

对农村义务教育现行主导政策的分析

农村义务教育现行主导政策的重心,是促进这一教育有质量的均衡发展。在投入、管理、办学、教师和监督等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目前仍处于发展弱势,要推进它有质量地均衡发展,就必须对其现行主导政策进行完善。

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模式研究——基于权力主导型和联盟型政策的视角

在现代社会,依赖官僚制系统输出的政策呈现出集中化、等级化和家长式作风的特征,表现在政策目标群体依赖政策制定者的自我构建,公共政策执行过于重视自上而下的方法,政策评估体系单一化和简单化。权力主导型政策被描述为官僚主导政策目标群体的构建、政策方法的选取以及政策评估中占支配地位的政策。在联盟型政策中,政策分析的单元不再是传统的政府组织,而是政策的子系统。借助政策核心信仰,不同的行动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形成支持、中立和反对等联盟,这些联盟中的集体行动和协同一致为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可观察和可验证的科学途径。但是,二者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政策过程只有通过二者交叉化的网络来理解和分析,才能呈现政策过程运行的完整图。

“政策主导”的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发展——选举政策与选民积极性的关联视角

在中国共产党与村民选举的互动过程中,澄清了"政策主导选举的平衡范式",进而廓清了政策、海选、选民之间的关系。着重从信息对称的角度切入,针对信息波动对选举信息造成的影响,根据选举改革的历史分期特点,呈现出"效率"为核心的选举信息波动大的阶段,转变为以"规范"核心的选举信息波动小的阶段,其演变路径与"海选"发展路径高度重合,得出政策主导的"海选"起到的作用。

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演变轨迹与形成机理——以当代中国为视角

从制度分析方法论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初步形成,1957年至1978年间的全面形成,1978年至1998年间的逐步减弱,1998年之后的显性衰减、隐性加剧四个阶段。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是政策主导者有效运用政治标签、代际承继、政治审查、国家再分配等一系列机制的过程和结果。揭示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的演变轨迹与运行机理,探讨治理之对策,对于优化公共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极为重要。

以政策主导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大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力度的关键时期．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基本格局的重大调整和文化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启动过多次的改革探索和试验。但是客观地说，探索力度不大．试验效果不佳。一些制约院团建设和艺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和突出矛盾尚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从政策主导到法律治理:中国区域援助调控模式嬗变

自1979年以来,中国区域援助领域呈现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该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区域问题并不凸显的情况下,因具有灵活性、权威性等优势而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有力制度工具。但时至今日,政策主导模式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不利于区域援助制度本身的价值塑造,还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去行政化"、"去碎片化"是法治政府的应然要求和长效援助的必由之路,为此应借鉴域外区域援助法律治理的经验,在中国区域援助法律治理的现实基础上,加快区域援助法律治理模式创新,制定一套以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单一区域援助法为实施细则,并以区域援助单行法为补充的区域援助法律治理体系,为区域援助提供法律依据,保障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

市场主导还是政策主导

<正>暴雨之后又是阴雨连绵,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从2001年7月份以来交投清谈,许多证券营业所门可罗雀。投资者只有等待的耐心,已没有进场的信心,大家在等待什么:政府会不会像以前一样来救市?还是任由市场决定股市的走向?10月15日晚上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暂时停止国有股减持,这或许是投资者所等待的吧。第二天股市出现报复性的上涨,出现极为罕见的所有开盘股票涨停的局面,一片红色世界,各个营业所里一片人声鼎沸。 国有股减持为何如此不得人心?一旦暂停为何就如此大快人心?但是就在4个月以前的6月份,财政部长项怀诚还说过,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是利好因素,诸如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实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等等。

从“政策主导”到多元推动:学校教育本土化的思考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国内学校教育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校教育本土化问题基于世界各地教育文化的交流、合作而形成,在当下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学校教育本土化问题更加突出。学校教育本土化问题是教育发展中的常态问题,有自己的发展特征和规律,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单靠政策主导是不够的,必须从多个方面共同推动,制度管理、标准制定、学校主动参与是学校教育本土化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构建知识主导型财政政策的思考

本文通过知识经济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阐述,提出了知识经济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新要求,指出:只有重新确立国家财政政策的主导思想,构建知识主导型的财政政策,才能适应知识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中国股市的“政策主导”逻辑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色彩浓厚,这一点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这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很少学者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在阐述“政府主导”逻辑在投资者心中根深蒂固后,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分析了政策因素对投资者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而得出“政策主导”放大了投资者的认知偏差的结论,并对政策的使用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主导”政策:形成机理及其国内外影响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政府推出了“能源主导”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优先发展化石能源行业,加快煤油气的本土开发,扩大化石能源出口,较为消极地对待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等。“能源主导”政策是诸多因素叠加作用的产物,包括:“能源充足”时代及其引发的能源乐观主义,共和党与化石能源主产州在能源议题上的诉求,西方国家日益兴起的能源民粹主义及美国固有的对外霸权思维。在国内层面,“能源主导”政策延续了“页岩革命”以来美国油气行业的蓬勃发展,但未能如预期般扭转煤炭行业的颓势,也未能真正阻挡美国的能源转型。在国际层面,该政策使全球油气市场进入供需持续宽松的状态,导致国际油价与地缘政治风险的高度脱钩;使能源贸易高度政治化,美国更容易对某些产油国实施高压制裁;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造成恶劣影响等。基于美国的变化,中国需要思考两个战略层面的问题:如何与一个试图主导全球能源市场的美国打交道,中国如何积极平稳地推进能源体系变革。

我国物价水平由财政政策主导

纵观我国货币当局2008年以来的资产负债表,不难发现,最突出的运行特征便是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量持续大幅增长,这种运行特征与财政政策休戚相关。从国库资金渠道来看,2009年以来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均新增基础货币投放量约为2.8万亿元,而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存款同比增长不断下降,等同于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资金,由此产生的放大效应使得全社会的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增加，流动性进一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