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回归法律之治：税法拟制性规范研究

在税法领域,拟制性规范横贯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一种连接实体与程序之间的法律构造。拟制性规范大量出现,遍及主要税种和税收构成要件,使得税基得以扩大,税法漏洞得以填补,税务行政效率得以提升,正因如此,拟制性规范具备了形式上的正当性。但根本而言,拟制性规范既未践行稽征经济与效率蕴含的技术正义,也未坚守形式正义的法定主义,更未满足量能课税意涵的实质正义。拟制性规范与其说是税法建制原则的选择,毋宁说是基于行政的考量与决策。拟制性规范的大量运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权力悄然扩张,进而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裹足不前。在拟制性规范不断扩张的当下中国,有必要认真对待税法中的拟制性规范,以法定主义对其进行规制,实现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转型。

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

推进税收治理路径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型,不仅应当加快税收整体的立法,还应当增强法条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以法治理念规范税收政策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的实践检讨与困局突围,可作为研究此宏大命题的制度缩影。当下,个人所得认定的立法文本内容空洞,且规范逻辑存在缺漏,致使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权力向行政机关下移,后者以政策为据主导着所得认定的实践。该现象的产生虽是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导向的结果,但却是应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政策主导的税收治理模式背离此次税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应当转向"法律之治"。具体而言,应以课税要件明确性为目标,在立法中完善所得认定的基础性规则,并以正当程序理念重构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限制财政部门的肆意裁量,确保政策目标服务于实质正义。

以立法促进地方治理:立场、进路与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呈现出层级逐渐下移、数量不断增加的发展态势。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容有助于地方治理模式从“政策之治”转向“法规之治”,体现了主权者规范地方权力运行机制的基本立场。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地方权力运行,必须制定更加优良的地方性法规。公民参与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进路。

从简略式立法到精细化立法——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例

通过对比中外公司法、证券法可知,我国简略的立法风格无法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只能由下位法(即政策)来弥补。尽管在我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初期,简略式立法和"政策之治"的盛行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相对合理性,但其缺陷和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凸显。法律应主要是明线规则的集合,而不能成为有关部门的职能分工清单。从简略式立法到精细化立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进一步提升立法工作的必然选择。建议以《公司法》、《证券法》修订为契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法律编纂,首次制定出我国十万字级的单行法律,为我国的其他立法树立榜样。

菲律宾海外侨胞权法律保障与实践

菲律宾海外侨胞权益立法具有保护程度高、权利覆盖范围广、可操作性强的典型特征,其权益保护实施机制呈现出自中央到地方,自海外机构到内国部门,自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三位一体,权责明晰,联动协作的运行特点。借鉴菲律宾海外侨胞权益保护制度,我国海外侨胞保护路径应从"政策之治"转向"法律之治",将行之有效的惠侨政策上升至立法层面,加快推进海外侨胞权益,保护国家立法进程;完善我国海外劳工权益保护立法,强化权利保护实施机制,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主导作用,构建科学高效的政府联动管理体系。菲律宾具有庞大的海外人口,是全球主要劳务输出国之一,也是世界侨汇数额最多的国家之一。2018年海外菲律宾人侨汇总额达到338亿美元,占菲律宾GDP的10.2%,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菲律宾对海外菲律宾侨胞权益的强力保护具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