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的朴素式创新:网络、窗口、塑造——基于C市团委的个案分析

政策创新一直是公共部门关注的核心议题。通过构建“网络—窗口—塑造”框架,以C市团委“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朴素式创新案例为例,探讨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朴素式创新,展示政策企业家在朴素式创新过程中的行为细节和动力机制。就创新路径而言,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下与同级公共部门、专家智库等多主体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中增强政治势能,以政治合力推进政策创新;就创新时机而言,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三流合一形成“政策之窗”的机会转瞬即逝,把握“前置窗口”则是完成政策创新既定目标的另一优化选择;就创新动因而言,政策创新既需要对创新主体的动因进行分析,也需要清晰地理解政策创新背后的影响机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情境下,应注重朴素式创新,通过创新的政策设计、实施方式以及资源获取方式推动政策发展和治理进程;充分发挥政策网络的作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积极引导和培育公众参与,构建多方协作的政策环境。

双重身份“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议程设置?——以政协委员提案为例

“两会”提案是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一个重要来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往往可以通过提案和建议推动重要议题进入政府决策过程。那么,如何在理论层面归纳和解释这种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既有研究尚未能够给出准确回答。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主要视角,以角色理论和政策企业家理论为基础构建初始框架,通过对某政协委员“兴建儿童公园”的提案案例进行生动刻画,提出理论解释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与既有理论展开对话。研究结果表明,政协委员等“具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能够累积多种角色资源,通过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角色资源来活跃于不同源流之中,从而推动源流的发展与汇合,最终促成政策议程设置。本文导出的“基于角色资源的多源流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情境下充分发挥政策企业家在议程设置中的积极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多重身份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以G市环境社会治理创新为例

多重身份作为政策企业家的新兴特征,对成功的政策创新发挥着积极效应。政策企业家的多重身份源于体制内政治身份与体制外社会身份的叠加,不同身份携带的角色资源为政策企业家构建可为的制度空间,进而采取因应性行动策略对政策创新施加影响。论文围绕“政策企业家多重身份何以影响和推动政策创新”的核心命题,构建“多重身份—制度空间—行动策略”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政策企业家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叠加产生“政治、技术、组织和关系”的角色资源积累。(2)多重身份携带的角色资源对制度空间发挥塑造功能,具体表现为“扩展行动空间、拓宽组织边界、打破创新依赖和突破知识壁垒”。(3)适宜的制度空间促进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选择,“跨体制流动、构建政策共同体、知识输入和制度化输出”是实现政策创新的关键策略。在G市“双河长制”和“五位一体”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过程中,多重身份、制度空间与行动策略间的相互关系得以印证,多重身份对政策创新发挥积极效应得以证实。

政策企业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双重批判--兼说“全过程民主”的逻辑意蕴

20世纪70年代政策企业家理论在美国诞生后,迅速普及并应用于西方世界。20世纪末,该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开启了一场“中国化”历程。然而,政策企业家理论只是西方深化“资本干政”的新策略,并不具有普适性。实质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屡遭民众质疑,利益集团总会另寻一个更安全隐蔽的“代言人”,因此所谓“政策企业家”这一新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在总统、议员、党派等之外建构生成的“第三种人”。我国公共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明显,根本无法为这种人提供活动空间。盲目将其理论“中国化”,势必损害我国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损害有志之士参政意愿甚至危及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三个“全过程”--人民参与、民主集中和民本民生背道而驰。

乡村产业振兴中政策企业家角色的本土化实现——以H镇村支书为例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村支书既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也担负着能动化、本地化调整落实政策的责任。现有的从政策企业家的视角考察村支书在产业政策执行中的本地化实践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将聚焦H镇的典型案例研究,探究作为政策企业家的村支书执行产业振兴政策的特征、策略、效果,力求全面细致地梳理基层政策企业家的运作实践,以期对类似地区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

政策企业家视角下碳配额决策及违约惩罚的演化博弈分析

从政策企业家视角出发,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具有企业性质的碳交易监管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心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探析碳配额决策因子和惩罚因子与降低市场违约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当企业实际碳排量大于高配额决策的初始配额量时,企业只能通过购买新的配额来补充排碳缺口,或接受违约惩罚;当企业实际排碳量较低时,一味要求高初始配额可能会减少企业的交易利润;为降低市场违约风险,碳配额决策因子β1为企业预计排量与历史排量比值的最大值,β2为企业预计排量与历史排量比值的最小值,惩罚因子η的取值范围满足η>2。

压力型体制的“减压阀”效应:一个有组织的政策企业家行动--基于对2019年A省伏季休渔期政策执行过程的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责的整体性扩大,压力型体制开始面临“政策压力—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通过对A省伏季休渔期政策执行过程观察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有组织的政策企业家行动,形成一个以减压为目标的组织形态,并通过“减压阀”的作用平衡政策压力与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压力型体制中的这个“减压阀”是地方上下级政府在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机制性效应。这个联动减压的过程由责任分成、资源共享和目标共识三个环节构成。压力型体制中的“减压阀”效应,缓解了“政策压力—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维系了压力型体制的持续运转,也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持续稳定性。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政策企业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及其启示

作为个体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企业家在现代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利益分化以及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政策企业家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很多领域也越来越活跃。研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以及政策企业家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政策企业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途径与策略分析

基于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实践,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政策企业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策略和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企业家通过创新政策观念、界定和建构政策问题、推动政策议程建立、评估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等途径,积极促进基础研究政策变迁。政策企业家在推进基础研究政策变迁时主要采取借助个人的优势资源、率先进行政策试点、向权力部门提交议案、直接致信政府决策层以及借助公众舆论压力等多种策略。

政策企业家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分析

政策企业家理论对于解释政策过程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政策企业家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政策创新、政策变迁以及政策评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以此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以政策企业家为基准，并从政府部门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外部的政策企业家两个角度来阐述政策企业家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以期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有所裨益和启发。

国外政策企业家研究新进展

政策企业家不仅是理解和补充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关键变量和分析工具,也是公共政策跨学科研究的纽带与桥梁。将2013—2018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关于政策企业家的文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政策企业家研究概况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国外政策企业家理论的演进趋势和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国外学术界围绕政策创新理论、政策执行理论、理性选择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家策略为研究中心,逐步构建新的理论路径解释政策环境、政策企业家以及政策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国内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政策企业家活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企业家叙事体系。

中国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研究

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山东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政策创新过程中,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通过个人行动策略与制度性因素之间的耦合推动政策创新。政府内部政策企业家通过发挥问题界定、支持联盟建构、示范领导等行动策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方案,以此获取来自上级政治精英的支持,从制度层面积累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资本,进而强化其在科层决策网络中的位置,最终推动政策创新的成功发生。

政策企业家与政策创新研究——基于Z市青年社区学院案例的分析

"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是解释政策变迁和创新的重要概念。2011年广东省Z市团委创建青年社区学院,是典型的政策创新案例。本研究应用"政策企业家"视角来分析Z市团委干部在政策创新的动机、行动策略、方案设计等方面的表现与作用,呈现了政策创新倡议中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作用、理念等动机、政策创新扩散的途径(会议、考察等)、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等政策创新过程。通过分析,发现在该案例中,团市委领导充当了"政策企业家"角色,在政策倡议、扩散、方案设计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全面理解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还需进一步细分影响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及其作用、互动;在政策创新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利益、政绩等因素,还需要综合考虑行政官员的理念等方面的影响。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何在:地方竞争、制度变迁与政策企业家的视角及启示

政府创新是政府与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从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变迁、政策企业家三个视角评述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可以发现:随着中央对社会政策的重视,在多任务目标环境下,地方竞争视角下的政治锦标赛开始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政策领域;制度变迁视角将制度要素引入创新研究,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政府创新蕴含深刻的制度逻辑;政策企业家是政府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政策创新的催化剂,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府创新中的策略各不相同。政府创新的深化需要推动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优化有指导价值的制度供给,充分发挥政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政策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创新解析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在深入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顺应放权社会、创新管理的要求蓬勃兴起。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宣传观念、界定和重构问题、设立政策议程和政策评估影响公共政策的变迁和创新。虽然政策企业家可能存在风险性和少数人控制公共政策等弊端,但是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政策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发挥政策创新的积极作用。总之,政府职能转变下研究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的一个分析模型——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

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府创新中,有无知识创造活动?若有,过程是怎样的?这是政府创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论文以知识生产理论为视角,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是:政策企业家将其新想法转化为创新方案的认知活动中,运用了其专门知识,创新方案设计活动是新想法、组织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结合;知识创造本质是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间相互作用而转换;知识创造方式包括原理化、操作化、合法化、边界化等;生产过程最后产出了因果知识、工具知识、流程知识、目标知识、预测知识、协调知识等。基于创造方式,论文将政策企业家的知识创造模型命名为ROLD。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从知识创造视角去揭示政府创新微观活动的“黑箱”。

跨体制流动与政策创新:制度环境约束下政策企业家的身份选择--以西南省公益金融创新为例

政策企业家如何通过主动的身份选择来应对制度环境障碍,进而推动政策创新?论文通过考察西南省政策企业家方先生推动公益银行的实践发现,当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从体制内转变为体制外时,其面临的环境约束会显著改变,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和社会网络性质为政策企业家释放更多的行动空间,进而提高其推动政策创新的能力。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对政策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更揭示出在中国语境下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一种选择策略。

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基于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变迁的历时观察

过往研究关注政府组织、企业和行业协会等组织形式中政策企业家对于推动政策创新的影响。然而,嵌入性组织中的政策企业家未被相关研究所涉及。论文基于2000—2016年间山东省农业生产托管政策的变迁,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嵌入性组织(即农村供销合作社)中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过程中,其所处的组织结构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政策企业家能够基于嵌入性组织多元、多层级的网络制度关系,凭借其充分信息和制度合法性形成广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进而通过协同各方和各层级的行动者来推动理念的实践与论证,在经历信念形成、利益赋予、联盟扩张和创新涌现四个阶段后,推动政策创新的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嵌入性组织,过去往往因混合了政府、企业等不同组织性质而受到诸多批判。论文发现了嵌入性组织新的优势领域,即嵌入性组织促进了超出自身的更大范围的政策创新的产生。我国应加强嵌入性组织的改革与建设,提升嵌入性组织在各类公共政策中的参与程度,从而基于其充分的信息与制度合法性的优势来推动高质量的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