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性用地政策如何强化了“隐性担保”预期——来自城投债市场的证据

针对我国地方债务超常规增长的现象,本文捕捉到导致“隐性担保”的更外生的制度性因素。2003年以来,中央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省份倾斜,而逐步收缩东部地区土地供应。本文从理论上说明偏向性用地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的“救助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救助预期”,从而干扰了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基于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估计发现:东部地区土地供给偏向程度每减少1单位,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下降1.03单位;中西部地区土地供给偏向程度每增加1单位,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下降0.63单位。偏向性用地指标稳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偏向性用地政策对区域间城投债融资成本的干扰程度提高约4~5倍。研究结论表明中央政府更应注重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更加符合人口规模的用地指标调整可能间接提高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将中国地方债的违约风险治理研究从传统的财政金融视角拓展到土地要素空间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防范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偏向性扶持政策、资源错配与家庭农场培育——以山东省高唐县家庭农场培育为例

适宜的扶持政策是家庭农场培育的关键要素。以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为例,分析了高唐县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发展态势,阐析高唐县家庭农场培育的相关政策,例如构建家庭农场培育的土地流转平台、重点培育粮食型家庭农场、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融合农业产业链等,考察高唐县家庭农场培育过程中偏向性扶持政策的典型事实,包括家庭农场准入退出障碍、金融扶持政策体系不协调、政策扩散范围的有限性以及政策供需不匹配等,并揭示其对家庭农场之间资源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以行业偏向性政策为例探讨偏向性扶持政策的资源错配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偏向性扶持政策易造成不同行业之间资源分配失衡,并使不同行业所面临的要素价格存在差异,进而扭曲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场培育的相关扶持政策,建立公平的竞争性政策环境,促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

偏向性开放政策对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

政策效果的评估很难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利用2007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准则这一政策,采用倍差法评估该开放政策的颁布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次开放政策的颁布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结构的升级;但由于政策的偏向性,政策效果加深了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分化,不利于服务业结构优化.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制定长期合理均衡有效的服务业开放政策,重视社会性公共服务业的开发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更加合理.

贸易政策、全球价值链位置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在采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从价税等值之和评价中国行业层面综合贸易壁垒的基础上,构建两国两部门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贸易政策偏向性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全球价值链位置门槛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贸易政策存在环境偏向性,表现为碳排放强度越高的行业其综合贸易壁垒越低,碳排放强度低的行业其综合贸易壁垒反而越高;贸易政策环境偏向性为污染行业提供了隐形补贴,而提高污染行业贸易壁垒则能减少行业、国家乃至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贸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受全球价值链位置门槛效应的约束,当全球价值链位置处于门槛值区间内,提高行业综合贸易壁垒将显著降低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

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享受了各种偏向性政策,是中国微观企业运行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国有企业构造各种特征相似的非国有企业对照样本,通过反事实分析测算对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扭曲,然后在Hsieh&Klenow(2009)的框架下估算这一扭曲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研究发现,偏向性政策主要通过产出扭曲和大型企业两种渠道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过度配置。偏向性政策影响了企业分布,导致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效率损失已经显著下降,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不断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产权问题的解决会缓解国有企业造成效率损失的问题,非国有注册资本占比达到一定幅度(50%以上),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显著下降,但继续增加非国有注册资本,对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的影响不大。

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济解释:理论与实证——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

科学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可构建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分析发现: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寻求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在增长初期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型国家只能优先选择少量战略性部门进行偏向性政策扶持,从而快速突破资源约束;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为战略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共赢创造了条件,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逐渐加强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调整偏向性政策的需求,以重新分配经济机会或调和社会矛盾。在上述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催生政府推出偏向性政策,政府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同步实现,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2SLS模型检验证实了这一论断。为避免偏向性政策带来过度的社会分化,需适时调整偏向性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

户籍限制、技能互补与高技能女性就业

本文将2013-2014年特大城市收紧落户门槛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户籍政策收紧的确阻碍了流动人口尤其是低技能流动人口流入,致使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升,由此增加了高技能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机会成本,进而导致高技能女性的就业不足。本文发现相较于非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收紧会导致科技企业中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就业占比下降0.9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效应主要由小微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驱动。本文进一步进行了机制排除,发现无论是单独二孩政策还是企业的迁入迁出,均不是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因此,更开放的户籍政策有助于高技能女性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贸易开放战略为何不利于劳动增收？--兼论“Stolper-Samuelson”效应未在中国显现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提升远不及国民收入增长的"奇迹",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渐趋下降。随着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进,出口规模扩大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劳动报酬受惠有限,背离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预期,尤其是在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情形下。本文主要检验中国外贸发展对劳动收入水平的净效应。在赶超发展的制度背景下,通过构造并使用不同的赶超程度指标,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所有制构成、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后,本文仍然发现对外贸易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结构利用并固化国内"资强劳弱"格局,吸收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抑制其报酬提升。长此以往,我国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停滞在国际分工低端环节,脱离顺应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