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偏离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偏离的决定因素,运用中国1995—2015年的季度数据,使用near-VAR模型检验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偏离的宏观因素。经验结果表明,金融不稳定、投机性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会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偏离,极大地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波动是货币政策偏离的主导因素,金融不稳定和热钱流入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加大对热钱流入的监控力度,重点监控和遏制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热钱;考虑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纳入金融稳定因素,维护央行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从而有效避免货币政策偏离。

双层逻辑与共生网络: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出现政策偏离——基于S市M区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寻求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偏离"的生成逻辑,本文依据"科层为体、合同为用"的理论框架,观察S市M区政府购买服务运作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场域,即"合同让位科层、行政主导购买";其次,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同时存在顶层逻辑与属地逻辑,在双层逻辑博弈的情境下,"顶层逻辑主导"使得属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谋"而形成政社联合体;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呈现共生发展的趋势,在共生网络中"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成为基层政府优先向谁购买服务的首要因素。这表明,基于政治场域的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受限于双层逻辑失衡、共生网络弱态,以至于呈现出行政化、内部化、形式化等非预期结果。在未来,政社互动的模式应从"弱共生"走向"强共生",进而形成一种政社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

政策执行偏离的决策模式研究——以山西省X县农村低保制度的实践为例

政策偏离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热点。运用这个理论视角来考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执行过程,就会发现该项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偏离。这种偏离集中表现在较低的理论低保标准与较高的实际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不规范。这种偏离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决策模式。这种封闭、自利、单向度的决策模式非常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偏离。所以,必须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建立起多元、互动、协同的网络化决策模式,从根源上减少政策执行偏离的可能性,实现政策过程的科学化。

基于K-Means聚类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惠企政策偏离度研究

【目的】更好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惠企政策出台和实施的总体情况,推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方法】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出台的政策文本数据、企业注册与投资关系数据以及新冠肺炎确诊数据等多源数据,综合考虑各省政策出台文件数、政策评价三大指标得分、受灾程度、产业结构及与湖北经济联系程度等多方面,采用K-Means聚类方法,确定各省惠企政策偏离等级。【结果】京、沪、闽等省市惠企政策偏离度等级为I级,湘、豫、云等省市偏离度等级为III级,惠企政策力度与其经济潜在受损程度不匹配,需补充采取更多惠企措施。【结论】所提方法融合了计量经济学、指标评价和机器学习算法,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实现融合多因素的政策偏离度评价,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推广性。

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偏离探析:政策网络视角

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使得作为利益权威性调节和分配的教育政策执行面临十分复杂的环境,出现教育政策执行偏离问题。政策网络理论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范式,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在对政策网络理论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将其引入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研究之中,构建了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并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智慧策略。

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行为逻辑、经营成效与政策偏离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形势下,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应运而生。这既是农业经营主体追求总收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为,也有政府保粮稳产、培育中坚农民的政策缩影。现实中,因经营成效较难实现预期的投入要素节约和经营规模收益,大规模农地"非家庭经营"所追求的农机规模耕种收、大量雇工操作、农资采购低价等无力弥补"大规模农地流转价格溢价"和"刘易斯拐点下雇工工资棘轮效应"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而一些经营中的相关问题,例如雇工效率低下、监督成本上升增加等,又加重了这一不利,成为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非家庭经营"行为的"墨菲定律+马太效应"。同时,土地产出率下降促使经营者行为逻辑向依靠规模扩张和寻求政府补贴倾斜,偏离了政府扶持其发展进而保障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政策目标,易增大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加重地方政府政务和财政负担。

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偏离探析:政策工具的视角

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促进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或者达成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机制,理应成为转型期我国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研究一个崭新的视角。在剖析政策工具的内涵、分类及其选择模型的基础上,探讨政策工具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性、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和环境等五个影响因素揭示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工具"原因,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和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利益分析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深层动因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利益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从利益角度,依据"公共选择理论",通过探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与客体各自利益追求的特点,以及在利益追求与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类型,揭示了利益是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根本动因,而利益矛盾和冲突则是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直接动因,这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测量及其时空特征——基于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土地储备是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行严格的土地储备管理制度,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各地方政府作为主要执行者,在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选择中,行为经常偏离公共政策目标,造成土地储备政策执行不力的非效率情况。本文以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的DEA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基于土地储备决策效率的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测量方法,对中国34个大中城市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程度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现象普遍存在:从时间维度上看,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变化趋势可依次分为相对高位、U型增长和波动下降三个阶段;从空间维度上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中度偏离城市居多,西部地区中度偏离和无偏离或近似无偏离的城市数量相当、不同城市偏离度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演变看,中度和高度偏离的城市数量先增后减,高度偏离的城市分布由东部向中部扩散。本文的研究对土地储备政策执行评估和优化提供了有用信息。

基层社会政策执行偏离的机制及其解释——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基层的政策执行往往难以实现"完美执行",执行偏离的机制与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农村低保执行偏离是在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执行样态。这些因素包括:政策资源增加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多种贫困形态问题、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赡养问题、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情关系问题、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治理问题等。现有的政策执行的治理体制具有回应和矫正政策执行偏离的能力,但是其治理效果存在一定限度。需要克服执行偏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要重视某些情形的执行偏离具有的正面效应,以有效回应基层问题的复杂性。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内涵与类型探析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既是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一个"侧影",更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领域的一个"特征"。在分析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基础上,对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内涵作剖析,进而基于行为判断和目标判断分别从教育政策执行主客体角度探讨了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类型,为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鉴别与矫正提供了理论基础。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影响因素:系统的观点

从理论上探讨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因素在当前教育政策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而系统分析法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视角。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和变量的极为复杂的活动过程。影响教育政策执行并导致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因素有许多,但从系统角度看,教育政策问题、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教育政策执行客体、教育政策工具、教育政策执行环境等是主要影响因素。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策略:系统的观点

如何全面控制和矫正教育政策执行偏离,以实现教育政策目标,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持续发展,是当前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系统分析为此提供了一种新兴研究途径。建构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系统分析模型,可以发现教育政策执行偏离受教育政策问题确认、教育政策规划与决策、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教育政策目标群体、教育政策执行工具以及教育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预防与矫正教育政策执行的偏离可采取以下策略:科学界定教育政策问题,提高教育政策质量;注重利益平衡,协调利益矛盾;选择恰当政策工具,提升政策效益;加快教育制度创新与供给,建构克化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制度框架。

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中国科技进步政策之我见

从我国新型工业化目标和相应科技政策要求及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现状出发,分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中国目前科技进步政策的利与弊;对我国目前科技进步政策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历史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出发,从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立法和政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适应的关系角度出发,对中国目前的科技进步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改革设想。

转轨期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与改革路径

现有文献对行政垄断形成机理的解释,主要局限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内,基于对政府角色单一假设基础上,围绕利益集团、设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进行,忽视了政府同时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该文在对国家理论和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存在着两种偏离,即政策性偏离和行为性偏离;基于政府行为偏离的分析框架,分别解释了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提出了有关行政垄断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与宏观经济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DSGE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从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的角度刻画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阶段性特征。模拟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并在不同政策目标下呈现差异化响应特征;第二,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的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第三,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出“偏离上升期→偏离下降期→偏离平稳期”的变化过程,其对宏观经济冲击影响的差异程度也呈现出逐步降低态势。

征地补偿政策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镇江市40个村1703户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镇江市7个区(市)40个村共1703户被征地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以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户的受偿满意程度间接衡量中央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效应,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征地补偿政策,在时间和内容上均出现滞后或偏离,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执行滞后偏离程度越大,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越低,中央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效应就越低。②被征地农户家庭特征、被征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块的特征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征地农户的受偿满意程度。对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执行征地补偿政策的监督,构建包括征地补偿方案编制、实施、监管全过程的被征地农户补偿的长效机制。

广东高校“三高”人才的利用与开发

课题组通过对广东省21所高等院校为期一年多的调查,认为"三高"人才是广东高校宝贵的人力资源,其流失浪费源于政策偏离、世俗偏见等多重因素,三高"人才应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科学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