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的农贷政策

抗战时期为了提高四川农民的生产能力，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缓和农村赤贫状况的农贷政策，主要是通过农村合作社来控制、调节和扶助战时农业生产，对战时四川省农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规定农贷对象主要限于合作社，而一般来说半自耕农，特别是佃农由于缴不起入社股金，能够加入合作社的极少，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四川实行的农贷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是很小的，同时也是短暂的，特别是到了抗战中期以后甚至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了。

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的农贷政策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广大军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晋绥根据地以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贷粮。在农贷对象上坚持贫雇农优先贷款的同时，把中农也列入贷款的范围；在农贷的发放时间上，尽量做到不违农时、适时发放；在农贷的用途上，强调贷款用于生产，并且要专款专用。有效的规范了农贷的政策，为农贷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期望与困境:基于抗战农贷制度下的货币伪造问题之透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恢复农村经济,缓解农村金融枯竭,实施农贷政策。在调整农业金融、恢复农业生产与促进受贷地区农业增产增收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没有能从根本上挽救抗战时期出现的农村经济危机,导致农贷效果与农贷宗旨呈现一定程度的分离。此间,大量货币伪造案件的产生恰当地诠释货币伪造行为是产生于农贷制度与其现实社会运行环境之孽生物,反映农贷制度与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及战争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农业微观功能转变与金融制度安排

中国农业逐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利润农业转变,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特点决定了传统政策农贷制度品质,而现代农业的利润最大化需求则规定了适合于其金融需求的金融制度安排有别于传统的政策农贷。本文通过分析现代农业资金需求特点,归纳出适合于现代利润农业的金融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贷款及其法制保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政策法规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实施农业建设的发展战略中,党的农贷政策与边区农贷法规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边区农业生产建设及发展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成功地运用法治手段组织农业贷款发放,保障农业贷款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通货膨胀与农村金融嬗变(1937—1949)

1937—1949年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持续影响着农村金融形态特征调整。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农村借贷率居高不下,且多转为利率较高的粮食贷放,农民债务负担极重。为了求稳及求粮,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低利的农业金融政策,但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贷款额急剧下降,农贷利率管制又使得实际利率为负,诱发权力寻租。货币的价格变化还影响着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农村钱庄、典当及合会等传统借贷机构趋于凋零,银行与合作金库的亏损现象亦不断出现。由此,1937—1949年通货膨胀显著影响着农民获得金融资源的价格、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使得农村金融生态愈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