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冲击推动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06—2021年全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经济政策冲击对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推动了能源效率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强绿色创新和促进金融发展来提升能源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有效推动老工业基地能源效率提升,但对非老工业基地的影响不显著;该政策能有效推动一二线城市能源效率提升,但对其他城市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能源效率提升还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区域的能源效率提升具有带动作用。

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基于在岸和离岸市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在岸即期汇率和离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汇率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和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即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的紧缩或低于预期的宽松,会导致人民币在岸即期汇率和离岸NDF汇率贬值,而负向冲击则相反;冲击的程度越大,汇率的波动性越强。(2)2015年在岸市场汇率改革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影响都显著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增强。(3)在同一冲击下,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两个汇率在2015年汇率改革后的表现逐渐趋近,且离岸市场对冲击的响应程度显著大于在岸市场,而人民币外汇两个市场、两个汇率仍存在差异。本文对外部冲击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管理和风险防范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环境变化与政策冲击——基于创新战略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量表测量和初级数据收集建立统计计量模型,分析了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自身的创新战略选择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市场环境变化越显著,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就越强,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明显;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和抑制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模仿跟随战略更适合于中国企业;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国有企业减少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有作用吗?——基于一个外生政策冲击的检验

本文借助一个外生政策冲击,通过研究独立董事辞职的市场反应探讨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是否有作用。检验结果表明: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后,累计超额收益率为1. 181%,公司价值上升;具有学术机构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后,累计超额收益率为-2. 058%,公司价值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的正向市场反应主要来自于代理成本较大的公司,具有学术机构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的市场反应在代理成本不同的公司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结论表明,具有学术机构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发挥专家咨询作用,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则降低了公司治理效率,具有负面作用。

我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分析

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财政政策变量与实际GDP、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且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在长期均衡关系上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动态分析则表明,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私人投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通过变动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成效。

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变动的同期与动态关联研究

本文采用SVAR模型以及2005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研究了2005年的新汇率改革之后,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间的动态关联。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在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三者的同期博弈中,外汇干预不能即刻影响同期汇率。利率的上升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均会对同期名义有效汇率造成一定影响,但不太显著。在三者的动态博弈中,外汇干预是非冲销和有效性得到验证,外汇干预信号的假设可以成立。此外,即使利率的变动并不针对汇率,却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可以有效抑制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提高,并且数量型货币政策容易造成CPI的反弹。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投资对财政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投资对财政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通过采用1998年1月～2009年4月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央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同。在经济繁荣阶段,社会资金运用效率较高,不存在剩余流动性,央行可以较容易地通过调整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这时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较强,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比较显著;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可选择的投资机会较少,流动性相对过剩,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这时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提高货币供给量,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减弱。短期内虽然财政支出对企业投资会产生正向影响,但是负向影响要大于正向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传导研究

文章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1年的数据,采用S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依次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贸易差额、国际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使得美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高于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

中国经济波动分解及异质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机制

文章通过构建随机扰动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结构性及周期性因素分解,在此基础上给出异质性货币供给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结构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34.12%,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65.88%,两种因素的影响效果明显不同;样本期内,货币政策变量具有3个转折点,分别为1961年、1978年及1996年;不同经济波动成分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经济状态也会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存在影响。

货币政策冲击对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影响分析

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商品期货价格作为参考,而商品价格又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2002年1月至2013年5月货币政策冲击对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刺激商品期货价格上升。以简单的加权平均商品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我们的结果表明,在考虑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指数、工业增加值和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的经济系统中,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系统的影响是收敛的。同时,货币政策对商品期货价格指数会产生影响;进一步,本文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和实体经济的生产会对商品价格指数产生较大影响。

政策冲击、投资者信心与平台竞争力——来自网络借贷市场经验证据

基于410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数据,以2017年前3次出台的监管政策为切入点,采用面板回归、门槛回归、分位数回归、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监管政策出台对投资者信心、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异质性对投资者和平台竞争力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面对行业政策不确定风险,新投资人更加敏感,老投资人更加稳健,二者都具有较强流动性偏好;行业监管政策对平台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显著;平台竞争力与投资信心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政策冲击下,老投资者投资信心与平台竞争力双向因果关系更加稳健。

中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测度与对经济波动的贡献

本文构建我国的宏观经济信息集并从中提取共同因子，基于共同因子组成的VAR模型，确定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基于此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短期利率的新息是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所识别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和基本共识相符；2003-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容易过度，紧缩时“过紧”、宽松时“过松”，2009年后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幅度显著下降，货币政策改进明显；货币政策冲击分别解释货币政策和产出波动的25．4％和11％，历史分解也显示货币政策冲击没有导致产出的持续大幅波动，因此货币政策冲击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

外部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传导途径——基于Global-VAR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一个包含3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局向量自回归(Global-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美国及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国外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产出的影响是暂时的,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持久的,说明外部政策的冲击效应最终被价格水平所吸收;对我国的利率及汇率没有显著影响,对货币供应量及世界利率则有显著影响,说明外部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及世界利率途径发生作用。因此,央行应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变化,通过前瞻性的操作妥善应对外部政策冲击的影响。

货币政策冲击、短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借鉴埃斯特雷亚(Estrella)和哈多维利斯(Hardouvelis)的方法检验中国国债长短期利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长短期利差对未来1—5个月和15—17个月的宏观经济增长变动具有显著预测能力。应用VAR模型获取货币政策冲击信息,将长短期利差分解为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和非货币政策冲击因素,考察长短期利差预测能力的影响因素,发现长短期利差的短期预测能力主要受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影响,中期预测能力主要受非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影响。表明央行实施影响国债长短期利差的货币政策可以间接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增长预期。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观察短期货币政策变动对国债长短期利差的影响预测短期经济增长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货币当局应重视通胀预期管理,并将利率期限结构作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重要工具。

中国货币政策冲击预期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贝叶斯推断的BVAR、BSVAR、BVECM和BDSGE模型

采用贝叶斯推断下的VAR模型、SVAR模型、VECM模型和DSGE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预期效应进行有效估计和评价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效应存在较大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传导存在明显滞后效应,滞后期大约为6个月到15个月,而利率传导几乎没有滞后效应,对产出有明显滞后效应,而对于通货膨胀率几乎没有滞后效应。我国GDP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反应强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逆周期变量,GDP增长率为顺周期温和变量,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明显内生性特质。

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

运用季度依赖(Quarter-Dependent)可变系数VAR模型,首次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存在显著的季度效应,不同季度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存在季度效应,可能是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货币政策冲击对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基于不同融资约束水平的检验

以往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研究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逆向调整现象,但事实上,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会损害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实证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下货币政策冲击对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司融资约束加剧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显著降低了公司财务业绩,在融资约束较强的公司中这一效应更为强烈。

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冲击——基于SVAR的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性地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房地产价格传导中的作用。通过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得出,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的传导作用效果明显,并且冲击作用时滞较短。该结论对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与结构性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1997—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考察了紧缩货币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发生货币政策紧缩后,所有企业的总体杠杆率均显著下降,但相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下降的幅度更大。此外,在政策的结构性影响方面,所有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渠道均受限制,尤其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其银行信贷占比出现大幅下滑;为弥补资金缺口,高融资约束企业选择增加商业信用的使用或减少商业信用的净投放,表现出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之间明显的融资替代行为,而低融资约束企业并无明显的融资替代。随后,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述结论基本相似。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认识,政策冲击对不同企业的差异性效应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