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共识决策和政策试验视角下中国特色政策决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共识决策与政策试验是中国特色政策决策研究的两种重要研究视角。共识决策视角认为中国政策决策是不断协商直至达成共识的过程,实现了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有机结合,并就共识决策的程序、共识决策如何形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政策试验视角侧重从央地关系解析中国政策决策过程,注重政策试验的发生条件、运行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最后,本文结合上述两种研究视角,认为未来可加强党、理念过程与政策属性三个变量对政策决策影响的研究。

新兴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基于物联网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过程的案例

采用纵贯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3个宏观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政企互动是如何帮助政府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结论表明: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是由数个存在递进关系的渐进式阶段组成,而每个渐进式事项的解决依赖于众多在政企互动中形成的微观政策工具的实施。政企互动帮助政策决策者通过4种机制(信息获取、行动协调、企业行动承诺和政府政策承诺)实现了对因信息缺乏以及对产业行动者资源依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管理。

电子参与研究:基于政策决策过程的模式构建

以解决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更好地开展公共参与为目的,通过阐释政策决策过程的环节,总结归纳电子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设计安排,详尽分析电子参与角色、技术应用、参与规则、评估等方面,得出电子参与模式框架方案的结论,并在探讨其负面问题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论科技政策决策过程的专家参与

论科技政策决策过程的专家参与刘海波１政策过程现代政策科学认为政策是一个过程。所谓政策过程是指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等政策步骤或政策阶段是一个整体过程，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或阶段，政策都因失去了其完整性而不成其为现代意义上的政策。因为在正常运行的现代社...

论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决策的影响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决策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舆论的突发性挑战廉政政策决策的渐进性,网络舆论的主动性挑战廉政政策决策主体的公信力,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挑战廉政政策决策的理性化。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决策具有积极的影响,网络舆论可以有效降低廉政政策决策风险,提高廉政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监督廉政政策决策主体,增强廉政政策决策的合法性。网络舆论也对廉政政策决策有着消极影响,网络舆论的极端从众化增加廉政政策决策的难度,网络舆论的情绪化损害廉政政策决策的合理性,网络舆论的虚假性降低廉政政策决策的效率。

英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方法的视角分析英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各项制衡因素,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政党、国内利益集团以及外国政府和组织。研究发现,在英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决策过程中,中央政府尤其是内阁的决策目标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政党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立场和行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严重牵制了英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

德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基金会

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接近政党、与官方联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 ,在德国外交政策决策和对外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政治基金会是灵敏的“政治预警系统” ,可靠的信息来源 ,并发挥着咨询等功能。

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研究

本文集中讨论了政策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1)政策决策的系统及机构存有缺陷;(2)政策决策的程序环节仍不严谨;(3)政策决策的方法手段需要创新;(4)政策决策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1)尽快树立现代决策观念,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决策环境;(2)全面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建设,逐步完善政策决策体制;(3)严格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断创新现代化的决策方式;(4)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努力将政策决策纳入法制轨道;(5)切实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决策者的整体素质。

西蒙的决策理性在教育政策决策中的运用

教育政策决策是教育行政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西蒙关于决策中的理性与有限理性、最大化与满意准则、既定方案与备选方案、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思想观点对于教育政策的决策制定有指导借鉴的作用,教育政策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决策。

大数据支持下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优化与局限

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无论在决策客体、决策主体、决策方法还是决策结果方面都可以得到优化。但是大数据支持下的决策过程并不能完全颠覆和取代传统的决策过程,它本身还存在应用领域的局限、数据安全、数据失真以及个体受到歧视这些问题。未来的大数据应用还需要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研究

本文集中讨论了政策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政策决策的系统及机构存有缺陷 ;(2 )政策决策的程序环节仍不严谨 ;(3)政策决策的方法手段需要创新 ;(4 )政策决策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1)尽快树立现代决策观念 ,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决策环境 ;(2 )全面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建设 ,逐步完善政策决策体制 ;(3)严格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 ,不断创新现代化的决策方式 ;(4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努力将政策决策纳入法制轨道 ;(5 )切实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进一步提高决策者的整体素质。

反补贴政策决策:理论与方法体系

目前,全球70%以上的反补贴调查案件都是针对中国,反补贴已经成为中国与国外贸易摩擦新的焦点。在全球贸易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和贸易保护长期存在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反补贴面临潜在的重大政策决策需求。本研究在分析国际反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反补贴政策决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系,以期引起更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共鸣,为中国反补贴调查机关提供参考和借鉴。

科学的不确定性与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改进

在科学与政策交互联系的界面上,科学产出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科学争论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个人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必须应对的。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下,政策制定不可能脱离对科学的依赖,而同行评议、预防原则、公开透明、广泛参与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主要方法和原则。我国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事业要求,尽快制定、颁布针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如何更好地应用科学咨询意见的法律法规或指南方针等规范性文件;逐步增强现有决策机制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为不同观点的表达交流和论争激辩构建良好的互动平台;着重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长效、动态的评估纠偏机制。

知识-理念-决策层共识及其优先序——中国科技政策决策层中环境保护理念共识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从理论层面拓展跨学科解决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体系框架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论文从科技政策决策层的视角切入,分析什么因素影响着其对于环境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和变迁。通过对1949-2015年间全时段、全样本量的中国科技政策和两大党报及重要史料为研究数据,以定量数据分析为主要分析手段,发现我国科技政策决策层中环境保护理念共识的三个关键性影响因素依次为知识(1949-1972)、理念(1973-1995)和决策层共识及其优先序(1996-2015)。论文研究结论是:中国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制度安排上的不充分主要由决策层理念共识上的不充分所决定;只有知识、理念和决策层共识及其优先序三个影响因素同时具备才能输出良好体现环境保护的科技政策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完成了从"理念共识"到"制度安排"的传导过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进一步预判,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这种理念共识不充分的主要问题会集中出现在"决策层共识及优先序"环节。

“司长策国论”：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科层结构与政策专家参与

本文提出了"司长策国论"用以概括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科层结构特征。"司长策国论"指出,在中国,并不是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动员决策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相反,动员决策资源能力最强的是那些处于中国政府科层结构中的司局级的官员。由于"司长策国"现象的存在,中国思想库内的政策专家与不同行政级别政府官员的网络关系对思想库实现政策影响力的贡献是不同的,其中司级官员网络对政策专家的帮助最大。本研究调查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301家思想库的情况及其负责人与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官员的网络关系情况。从附录中与官方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策决策中非理性因素运用的偏倾性及其应对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人类理性难以掌控的各种非理性现象大行其道和非理性因素作用释放的主要场域,运用非理性因素进行应急决策便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大量非理性现象或不理智行为的常态化政策决策方式,运用中很难避免诸如欲望上的利己与困惑、情感上的迷惘与冲动、意志上的冥顽与摇摆、灵感直觉上的教条与随意等偏倾性问题。为此,就要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出发,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决策者应急决策理性和应急决策制度的理性化构建等理性规制来排误纠偏。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在实际决策中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前提,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进行有机结合。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与“理性化”的政策

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万能的,它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政策活动中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将理性绝对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什么是理性,怎样思想和行为才是理性的,其理解和回答很难说就是真正理性的,由此出发的政策决策也很难说是理性的。确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推动法治基础上的宪政才是"理性化"政策决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策决策"理性化"的必然走向。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及其价值辨析

非理性是以非逻辑性、非程序化和非模式化形式体现出来的与理性截然相反的一种非智力意识形式,其在政策实践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动力、调控和创新。由于理性在促进政策活动科学化同时又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对非理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优化政策决策还是有价值的,尤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