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业利益集团对规制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规制政策本质上具有对公民和企业的权利进行分配或再分配的特点,中国国际快递委员会通过重点运用游说策略,综合利用智库、媒体等渠道,对快递业的规制政策制定施加了影响,有力地抵制了国家邮政局和邮政企业“政企同盟”的政策意图。因此,如何在今后的利益集团博弈中构筑一个各方充分参与的制度性平台,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精准还是脱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研究——基于大气环境规制政策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大气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成效关键在于选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与其设定目标精准对接?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问题。通过分析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情况,发现高水平政策目标不可仅凭政策工具的单项施行所实现,而是多元政策工具综合配置的结果,同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波动性,在绝对精准与全然偏离的连续谱系间存在多种适配可能性。研究结论有助于阐释在实现政策目标时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模式,深化在复杂环境中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的理论探索,为推动高质量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

国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的功能轮廓与政策规制——基于制度语法学工具的分析

粮食安全事关民生,是人民生活的根本命脉。虽然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责任制度,但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问题一直存在,厘清国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的功能轮廓和政策规制,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前置性基础。运用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工具对国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在政策规制中柔性策略秩序使用最多,中性规范秩序和刚性规则秩序使用较少。政策过程中缺乏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合作,报酬规则中激励与惩罚条款模糊,以上因素造成国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的规制程度不高。国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应强化中性规范秩序和刚性规则秩序的使用,在集体选择层次和操作层次中加强与粮食、土地、农业和林业等部门的合作,细化报酬规则中激励与惩罚条款。

林长制政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林长制政策是中国新发展理念下的创新性举措,也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探究林长制政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关系,该研究基于2017年合肥市、安庆市与宣城市设立林长制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06—2020年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合成控制法和渐进双重差分法构建反事实框架,识别了林长制政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①整体来看,样本期内合肥市、安庆市、宣城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103%、16.090%、7.505%,表明林长制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而且促进效应在政策未实施前效率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②分年份来看,合成控制法的政策效应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年增长率都表明林长制政策的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越强。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林长制政策主要通过提高政府环境注意力、经济集聚水平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来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由此,该研究建议政府积极建设林长制政策体系。通过林长制政策压实领导干部生态责任,提高政府的生态环境注意力,进而推动政府在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做出更多努力;领导干部应摒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无法共促的思想,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政府应积极带动多元主体参与林长制政策与环境治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官员生态问责对河长制政策成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根据环保权责在纵向政府之间的配置趋向,可划分为环保监管集权和环境治理分权两种实践模式;其各自呈现鲜明治理优势,却又分别存在难以规避的内在体制困境。河长制政策统一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官僚控制、自下而上的治理责任明确与治理任务分工,一方面在权能下放、责任划分、社会公开等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分权化治理逻辑,另一方面又以治理权责分级分域、党政领导直接定责以及地方官员显性责任即时惩戒等集权化环保监管为条件。正是因为河长制政策兼具监管集权与治理分权两种机制优势,因此成为该研究解析环保集权-分权悖论的可行政策工具。该研究以7大流域中由地级市主要官员担任河长的河流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官员生态问责纠正、补充区域环保政策的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河长制政策施行显著降低了河流污染物浓度,实现了流域环境的整体改善;②晋升激励能够对河长制政策成效产生显著影响,即相较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官员激励,强化官员考核中的生态问责更能提升河长制这一分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治理效能;③生态问责对河长制治理成效的促进作用,在政府环保注意力配置更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与监管能力相对不足的区域中更为明显,表明环保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纠补治理分权下的区域间政策落差与偏差,进而能够克服地方环保治理中的政绩偏好替代、生态政策执行低效、环境治理碎片化与“搭便车”等问题。该研究发现调和了环保监管集权与环境治理分权之间的理论冲突,指出两者环境治理实践中可以呈现为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的补充关系。

引导与保护:未成年人节目规制政策浅析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伴随2019年《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的出台,面向少年儿童的视听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明确。本文系统梳理了未成年人节目规制的关键概念,并沿历史纵向脉络回顾分析广播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未成年人节目规制思路和规制原则的变迁。电视时代,规制的主要思路是强化儿童本位,“从无到有”地创作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视听内容、频道和专区;网络时代,面对冗杂纷繁的海量信息,则需“从有到优”地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和精准传播。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低碳化养殖行为研究——基于政策规制的调节作用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养殖业是农业领域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推进低碳化养殖势在必行。研究表明,养殖户生计禀赋深刻影响其环境认知和生态意识,是其是否选择低碳养殖行为的根本因素;同时,国家促进养殖业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是赋能养殖户低碳化养殖的驱动力。本研究以“禀赋—认知—行为”的理论范式,构建农户禀赋、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的关系模型,并探讨政策规制在养殖户低碳化养殖行为中的调节效应,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洞庭湖地区的岳阳、益阳、常德开展实地调研,以生猪养殖户为例,收集了386家养殖户的相关研究数据,利用SPSS分析、J-N技术等手段,对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养殖户的生计禀赋对其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2)环境认知在生计禀赋和养殖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策规制不仅调节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的关系,而且还调节环境认知对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

风险承载力、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探究风险承载力与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作用机理的区域差异,以期寻求差异化的宅基地退出方案。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风险承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符合倒“U”型特征。(2)政策规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引导性规范在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激励时占主导,而模范性规范在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约束时占主导。(3)宿迁风险承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正向影响和以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正向影响,政策规制是退出意愿的负向指标。徐州风险承载力、政策规制均对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苏州风险承载力位于负反馈阶段,政策规制正向影响退出意愿。常州风险承载力对退出意愿负向影响,政策规制对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负向影响和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为中介的间接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宅基地退出程序,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强化农户风险意识,充分考虑农户利益诉求,遵循间接引导性的行动逻辑,促进宅基地退出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

在政府监管日益严格的现实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对促进上市企业提高环保投入水平,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成为解决当前企业环境的污染的重要性措施。然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文章立足于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特点和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实际情况,选取2010—2019年中国246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区间内,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会显著的降低上市企业环保投入水平,证明环境规制政策的趋严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与此同时,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随着环保投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负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北京乡村民宿发展的政策规制问题研究

乡村民宿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住宿业态,传统住宿业的政策规制并不适应乡村民宿的发展需求。从现有政策法规可以看出,北京乡村民宿的管理历程经历了从参照旅馆业管理到民宿业态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阶段,政策规制的问题重心也由市场准入合法性问题演变为土地及房屋权属、资产管理、经营规范、生态环保、安全保护等问题。由此,建议进一步明晰北京乡村民宿行业的发展定位,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与社区自治、促进乡村民宿集群化发展,数字赋能乡村民宿行业管理等措施促进北京乡村民宿的高质量发展。

“河长制”政策能否激励绿色创新?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背景下,地方党政领导负责制的水污染治理政策能否在治理环境的同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是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该研究基于2009—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河长制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必要的检验后,该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河长制的政策效果主要通过企业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两种渠道实现,且外部压力的效果要强于内部激励的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河长的治理动力在地级市边界处存在松懈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效果。更重要的,在河长制的政策背景下,地方官员的水污染治理能动性更强,对离河流较远的污染企业也能“虽远必治”。此外,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1)相较于小企业,大企业受到的政策关注度更高,河长制政策对大企业的规制更强,其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也更明显。(2)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对河长制政策的响应更为积极,受政策影响的绿色创新产出更高。(3)相较于其他行业,水污染重点行业的企业受河长制政策影响更低,文章发现其主要通过减产应对环境治理压力,而非专注于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文章为落实“责任到人”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也从企业内部激励、外部媒体监督和企业异质性等多个视角,为精细化施行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策规制对村民参与意愿的影响

从政府和村民这2个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政策规制、环境认知与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关系,探究了环境认知对政策规制—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政策规制、环境认知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强制型、激励型、引导型3种政策的规制效应以及环境感知、环境知识均对参与意愿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规制通过环境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着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方法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带来新理念,但是我国现行政策和项目中的ESG表现情况尚不清楚,有必要开展调查研究。本研究以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①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中均已有一定程度的有关ESG表现方面的内容,但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丰富性和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②环境影响规制政策最完备,社会影响规制涉及安全评估、职业健康预评价等议题,其他议题未在文本中提及,项目治理规制政策数量最多,展现了我国自主的投资项目治理体系;③项目报告中的环境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相对完善,社会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则因项目和所处情境而异,项目治理责任目标和措施更多体现合规性要求,缺乏项目管理人自主动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情况,为我国以公共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国际流行投资理念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据的经济特性、竞争效应及规制政策

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数据的战略价值开始受到各方重视。数据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时效性等特点,来源不同的数据在功能上是有替代性的。数据既不是企业成败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数据有助于巩固企业的垄断地位,助力企业识别和预警威胁、实施先发制人的扼杀式并购、采取拒绝交易和自我优待等滥用行为来扭曲竞争,以及采取“大数据杀熟”、默契合谋等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已开始考虑数据对竞争的影响,我国也修法要求不得利用数据从事垄断行为。鉴于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生产要素和关键资源,建议立足激励数据采集和开发利用,预防和制止滥用数据优势行为,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健全有关规制政策,完善协同监管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影响企业创新?——基于税收和环境规制的异质性视角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企业能否把握数字红利从而更好地创新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制造业企业专利数据和所属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此过程中税收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企业一般性创新和高质量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影响更大。此外,在税收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宽松区域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驱使企业选择一般性创新而非高质量创新。本文拓展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对推进数字经济与政策协调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进而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提供经验参考。

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区域经济

研究认为,不同类别环境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地区的溢出作用都存在显著差异。建议在未来政策制定中,一方面要基于不同区域特征和环境场景,搭建协调互补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区域政策协同,由政府间合作与良性竞争带动区域经济集群形成。

基于演化博弈的电动汽车扩散机制分析

为了探究政府环境规制下电动汽车扩散的内在机制,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政府与汽车制造商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政府和汽车制造商决策演化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政府决策对汽车制造商生产行为及电动汽车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碳税价格越高,汽车制造商生产电动汽车的概率越大,而政府监管的概率受此影响不大;补贴的变化对汽车制造商生产策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政府监管概率随着补贴的增加而降低。此外,还研究了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的市场需求之比对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生产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能有效提高汽车制造商生产电动汽车的可能性,从而达到促进电动汽车扩散的目的。

我国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政策评述

零售商滥收通道费恶化了工商关系,阻碍了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的通道费进行了分类,并通过建立模型,认为通道费作为一种分担新商品风险的经营模式有其合理性;文章后半部分从供应商、零售商的竞争者、消费者三者福利盈亏角度,对各类通道费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最后对最近颁发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规制建议。

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