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背景下超大城市“特定政策区”的空间治理方法初探——伦敦市“战略机遇区”对上海市的借鉴和启迪

近年来,以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为代表的中国超大城市,都已进入以存量规划为主的城市更新和发展阶段,2021年上海市颁布《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同时在单元规划中提出促进功能提升和城市更新,实现各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要求,打造超大城市精细化的“特定政策区”,作为空间规划的特色对象载体。文章以英国“边缘之城”和《战略机遇区规划框架》为例,分析其作为《大伦敦规划》确定的“战略机遇区”,如何以“特定政策区”的形式,实现从城市棕地到科技城的发展目标转型。研究从拓展边界内涵、打造治理平台、聚焦保障特质、提升品质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等方面,对上海未来的发展创新及完善“特定政策区”的空间规划方法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政策区”的尺度演化及空间规划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传统行政区划外设置了大量“政策区”,以试验改革政策,创新治理体制。文章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初步建立的背景下,解析政策区的尺度演化特征,进而探讨政策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关键议题。研究发现:政策区作为一类区别于行政区的开发和治理单元,具有非正式性、试验性、动态性等特征,并推动我国国家空间战略形成“点—线—面”全面开放的分布格局。政策区的空间规划由来已久,在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重要政策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已展开,必须融合中央与地方诉求,把握政策区规划定位,明确规划范畴与协调重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区作为战略政策“试验地”与体制机制“创新区”的历史使命。

浦东新区的政策驱动开发及其解释——关于“政策区”发展模式的研究

通过制定政策而非计划来驱动地方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征,浦东新区是其典型案例。梳理浦东新区开发政策4个阶段演进,及其对地区开发的影响,把握其中"开发政体—空间生产—价值循环"3个关键环节的内在驱动力传递关系,对其政策驱动开发的机制做出解释。在我国的语境下,政策驱动开发的关键在于"集中"与"分散"体制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能产生巨大效益,但也有其内在悖论。浦东新区政策驱动开发的成就有其特定性,其他的新区开发应注重对其核心机制的借鉴,而不是简单模仿。

政策区引导城市存量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目前我国城市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开始迈向存量优化时期,基于存量的城市规划可以在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建设基础上,优化整体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使其保持原有的空间结构形态,加大城市空间结构功能的适应性,满足城市不同阶段发展的需求。以政策区引导的空间结构存量规划优化方法是一种新型的规划方式,本文就对此基础上的规划与优化进行详细的研究。

畜禽禁养区政策对肉牛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畜禽禁养区政策对我国肉牛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畜禽禁养区政策对我国肉牛养殖业成本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为0.074。交通基础设施、农户投资水平、肉牛出栏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对肉牛养殖成本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强。畜禽禁养区政策对肉牛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对肉牛普通产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文章提出合理划定畜禽禁养区、加速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肉牛养殖业的政策建议,为加速推动肉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76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2009—2022年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多期DID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①中国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利于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②沿海城市相对于内陆城市受惠于自贸区政策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程度更大,并且城市等级越高,越能从自贸区设立的高水平开放实践中把握发展机会,进而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③从空间创新溢出效应方面,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同时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自贸区政策对港口竞争力影响研究

自贸区政策对包括港口海运在内的各领域将产生影响。文章基于2009—2020年20个港口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降维的思想确定港口竞争力,并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我国自贸区对港口竞争力的政策影响效果,同时检验政策效应的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发现,港口基础设施、腹地城市经济贸易、发展潜力可以解释并代表港口竞争力;自贸区对腹地城市经济贸易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对港口基础设施数量有明显抑制作用,有利于激发发展潜力;自贸区政策效应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非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自贸区对腹地城市经济推动作用则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探索我国自贸区政策的效果、加强自贸区各港口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创新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仍保持活力和蓬勃增长势头的关键,而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创新的法宝。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时点DID的方法研究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通过竞争加剧引发的盈利能力下降和技术依赖引致的创新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且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该政策并不能自动发挥出推动企业创新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了积极谋求跨境电商发展与企业创新增长双效合并的政策主张。

“多校划片,就近入学”背景下义务教育学区政策价值变化研究——基于渐进主义政策分析模式

2020年,北京市西城区开始试行“多校划片,随机派位”的新学区政策,随之在天津、浙江等地开始逐步推行,义务教育入学学区政策宣告开始由原来的“单校划片”走向“多校划片”的深化发展阶段,其中政策价值也随着新政策的实施发生了逐步变化,把握政策价值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提取发展矛盾,探究发展策略。本文将基于渐进主义政策分析模式,结合政策价值分析框架分析学区政策价值变化,并根据变化规律提出了“组合拳”以面对政策未来发展趋势。

自贸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对新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生产要素分配理论视角入手,采用多期DID考察自贸区试点这一推动开放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自贸区试点通过扩大企业实物资本投资和就业规模,加强了资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互补关系,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研究发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西部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现阶段应坚持扩大开放,重点支持边缘、弱势企业的调整升级,并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以期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

畜禽禁养区政策何以影响中国生猪市场稳定?

以2014年实施的禁养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0年我国除港、澳、台、藏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禁养区政策对生猪市场稳定的影响,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该政策影响生猪价格波动的路径。结果显示:禁养区的设立显著加剧了生猪价格波动。环保约束趋紧对生猪市场稳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禁养区政策通过有调节的中介路径对生猪价格波动产生影响。具体地,环保压力下设立禁养区倒逼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高,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禁养区对生猪价格波动造成的直接加剧效应;但受生猪疫情的影响,规模化养殖的价格波动平缓效应被削弱,甚至规模化养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发生扭转,从而导致禁养区设立通过其自身的直接效应与规模化养殖的条件间接效应加剧生猪价格波动。不同规模养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作用受生猪疫情的影响不同,小规模和大规模养殖在疫病的干预下会加剧生猪价格波动,中规模无显著影响。非洲猪瘟背景下环保措施的回调,促进了疫情期的生猪生产供给并平缓了价格波动。为保障生猪市场健康发展,建议政府实施有弹性的环保措施,加强环保监督,加大对中小养殖户的扶持力度,完善疫病防控机制。

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法的实证评估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探析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国家自创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选取2006—2021年沪深A股4404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评估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非试点企业相比,试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多增加约3.79%;第二,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作用渠道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度,这是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不同区位、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显著促进了东部、非国有、大规模、成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四,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有效缩小了试点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助于落后企业成功追赶领先企业,总体上实现均衡发展。鉴于此,应加强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顶层设计,围绕自创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因企制宜”的分类指导;加强落实国家自创区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积极打造适宜资本、人才等要素聚集的自创区环境;推进国家自创区的东西合作和南北互动,打造国家自创区高质量合作平台。

基于合成控制模型的广东省跨境电商政策效应评价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佛山、珠海、东莞、汕头构建实验组,并以2019年为政策干预期,利用合成控制法对广东省四市的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效应方面看,佛山及珠海在广东省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出台后,对跨境电商行业产出水平方面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政策效应的城市差异层面看,广东省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出台后对地理位置、产业基础及资源禀赋具有优势的城市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对上述优势不明显的城市促进效果不显著。

政策引导下的城市新旧区融合发展研究——以内蒙古包头市石拐区城市规划设计为例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策略。包头市石拐区以此为契机,通过新区建设和旧区改造,实现城市结构的重要转变和城市产业转型;通过政策区建设支撑实现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与融合。

自贸区政策下厦门港集疏运系统优化研究

2015年4月21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在厦门国际航运中心正式揭牌后,自贸区的各项业务推进迅速。自贸区政策为厦门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海空航运服务领域突破了原有诸多禁锢,为厦门港港口集疏运系统的完善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通过梳理厦门自贸试验区的海空航运领域的相关政策规定,解析对厦门港港口集疏运系统的积极影响,并结合集疏运系统存在的结构不合理、内陆腹地延伸不足等问题,研究在自贸区政策下厦门港集疏运系统的优化措施。

长株潭城市群园区政策体系初探

长株潭城市群园区政策已初步搭建起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几个层次组成的政策体系,对长株潭城市群园区政策体系制度基础的建立以及政策实施和操作平台的构筑,各方也进行了探索。但目前长株潭城市群园区政策体系仍然存在公共性园区政策及协调性和利益补偿性政策不健全、地缘性园区政策不协调、政策体系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和政策体系的操作与实施平台不权威等问题。因此,可从完善政策、创新体制、整合资源三方面来完善长株潭城市群园区政策体系。

主体功能区政策下绿洲城乡协同发展的博弈分析

主体功能区政策是中央统筹科学发展的新手段,本文以新疆为例,利用位置模型建立了一个主体功能区政策视角下的城乡博弈模型,从距离成本出发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最优水平进行了伯川德—纳什动、静态分析,认为主体功能区政策导向下的城乡协同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渐进之路,实施各项主体功能区政策是城乡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

主体功能区政策下的新疆绿洲城乡互动新格局

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其本质要求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经济。该文通过对主体功能区政策导向下绿洲城乡互动机制的研究,认为根植于交通网络的城乡产业互动是绿洲经济的崭新未来,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基本途径。

大连自贸区金融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设立自贸区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体现,大连自贸区在发展过程中重视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购买力相对较弱、工业技术较为落后、高新技术产业更是寸步难行等诸多问题。文章对大连自贸区金融创新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目前自贸区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与问题,同时总结国内外自贸区金融创新经验,提出完善金融创新体制、落实金融创新政策、理顺金融创新内容、吸引金融创新人才四个方面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大连自贸区金融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主体功能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

划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可持续发展,但在中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客观事实是生态功能区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扩展形式构建实证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优化、重点开发区的统计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主体功能区划之间的经济差距。发现两类地区的真实生产总值差距悬殊,主要是由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地区差异、投入要素产出效率以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所造成。随后,从两类地区分别选取中等人均真实生产总值样本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进而展开双重差分实证研究,发现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实施扩大了两组样本的经济增长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