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1953-202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粮食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研究其政策变迁历程及特征对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以1953-2022年发布的410份粮食政策为研究样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重要事件法,划分了粮食政策主题变迁的历史阶段,发现粮食政策变迁的相机组合模式。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了粮食政策主体的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我国粮食政策变迁的总体基调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调控手段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变,实施目标由数量安全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2)粮食政策变迁呈现出由强制性变迁向诱制性变迁转变、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呈现、调控手段路径依赖等鲜明特征;(3)粮食政策主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协同的复杂性、协调性与全域性愈发显著;(4)“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表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先后呈现出分散型、局部集中型、“中心-边缘”型、“中心-极化”型、均衡多主体型的演化趋势,且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

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的三维审视与展望

融合教育保障了残疾学生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位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融合教育改革与发展受政策推动、引导和调整,政策反映了社会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假设。运用“工具—要素—时间”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融合教育政策经历了解决残疾儿童入普通学校难的问题、扩大融合教育规模、兼顾规模与质量、向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迈进四个阶段。伴随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融合教育发展,融合教育政策中的工具选择及其组合更为科学有效,融合教育政策中的支持要素也更加适应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实现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目标,未来的融合教育政策应做好顶层设计以推进融合教育法治化建设,合理组合多种政策工具以解决融合教育发展困境,完善融合教育政策内容以优化融合教育支持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政策变迁——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

根据支持联盟框架,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围绕“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深层核心信仰在其政策子系统中形成了德育主导与心育主导两个联盟。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支持联盟类型、信仰体系、政策导向学习以及外部系统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两大联盟依据各自持守的核心信仰,表达着不同的基本政策立场。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基于对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基本共识,两大联盟进行相互的政策学习,最终促成了目前心育主导、德心共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历程与动力机制——间断-均衡理论视角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间断-均衡理论为基础,借助政策范式理论,本研究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进行客观梳理与系统剖析。研究验证并拓展了间断-均衡理论的适用性,发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呈现渐进性均衡和突发性间断相结合的变迁样态,具有非线性发展特征。制度环境和价值理念是推动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焦点事件通过影响决策者注意力为政策变迁开启“机会之窗”。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建立开放包容的政策场域、完善政策试点与保障机制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路径。

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变迁的多源流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经历了垦拓与酝酿、起步与探索、规范与发展、深化与完善四个阶段。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变迁机理进行探析,研究发现:问题源流为政策变迁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国家重大战略为政治源流营造了适宜政治环境,多方意见建议汇合为政策源流酝酿了合法性的土壤。我国在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改革和优化方面,应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具体实施;科学统筹规划,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政治保障;吸纳多方建议,坚持端正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价值取向。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其政策方向和内容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变迁。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从结构分析范式和历史分析范式深入探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变迁特征,变迁方式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背景-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变量-制度”结构、“行为-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践中的重大事件构成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导致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提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持政策供给强度”“充分考虑利益诉求,更加重视公平”“政府政策引导,高校分类和特色发展”等三个方面优化策略。

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城乡融合政策变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必由之路,探究城乡融合政策变迁对于识别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在厘定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基础上,建立“政策阶段—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三维框架,以重庆市为例,对其2002—2022年的163份城乡融合政策进行文本编码和量化分析,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两方面探究政策变迁趋势。研究发现:作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支撑,城乡融合政策根据政策环境变化而动态演进、创新发展,其变迁趋势为要素互补高级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产业形式多样化、改革创新精准化。据此,从提升城乡要素互补水平、营造社会参与良好环境、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四个方面提出管理启示,以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政策变迁视域下的民办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演变、关键瓶颈与未来方略

政策引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民办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理据,系统的政策释析逻辑据此生成。政策变迁视域出发,“历时”维度,基于民办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追踪,生动演绎民办职业教育发展“演变历程”,追根溯源政策变迁与发展演变交互逻辑;“现时”维度,基于民办职业教育发展关键瓶颈透视,逻辑推导民办职业教育政策“未来主张”;“未时”维度,沿循历时“交互逻辑”,以“关键发展瓶颈”为突破重点,以“政策应然主张”为改革方向,以“政策优化消梗”为破解战略,为实现中国式民办职业教育现代化进行政策优化并设计系统未来方略。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战略规划的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新南威尔士大学卓越发展的基本政策框架和主要实践行动,发现该校在政策变迁中综合运用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转换等三种方式赋能育人、创新、内涵等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大学战略目标的达成。参考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成功经验,我国大学应立足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动态循证来合理把握政策调整的时机、路向与模式,关注育人本质的变革、创新模式的革新、内涵要素的协同,有效实现卓越发展的愿景。

倡导联盟视域下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路径

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六大主体在创新共同体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和任务。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变迁情况满足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四个假设前提。根据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将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的政策参与者划分为两大倡导联盟。通过联盟内的学习和跨联盟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大联盟的政策接近核心信仰与次要层面信仰,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完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思路:明确协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推进创新主体实现协同创新;完善协同创新的政策供给。

倡导联盟理论下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路径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情况满足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四个假设前提。根据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政策参与者划分为两大倡导联盟。通过联盟内的学习和跨联盟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大联盟的政策接近核心信仰与次要层面信仰,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产教融合的目标与路径;完善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促进教育、产业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变迁研究

[目的/意义]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础。[方法/过程]以1985—202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16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应用共词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政策变迁的阶段性政策特征和总体变迁规律。[结果/结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探索阶段注重科技体制改革、发展阶段注重科技创新、完善阶段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侧重点随政策变迁发生转移,体现国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政策供给不断增强,政策主题得到极大拓展,主题词互动增强且趋于稳定,政策主体趋向多元,政策趋于同时关注宏观规划和微观实施。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政策变迁与价值取向——基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源流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迎接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变量,其重要价值在被广泛认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起诸如算法歧视、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等人工智能教育伦理隐忧。当前研究侧重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伦理规范的结果讨论,缺乏对伦理政策制定以及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多源流理论和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在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政策变迁模式分析及政策执行上存在一定的解释力,文章通过分析其动力机制明晰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变迁原因。我国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政策变迁在驱动因素上呈现从注重教育伦理中的“技术”走向注重教育中的“人”的政策价值取向演进态势,文章将其价值取向转变归纳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与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价值规约,展现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政策发展的中国智慧。

印度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及启示

印度自独立以来,其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背后得益于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变革。印度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经历了政策探索、政策初创和政策改革三个阶段。通过分析印度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规律可以发现,一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要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特征,二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效果取决于制定的合理性,三是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备环节。

芬兰教育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阶段、特征及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芬兰教育体系中职普融通政策的历史演进轨迹,揭示了其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经历了奠基与初融、建制与拓展、国际化与数字化驱动以及优化与创新引领四个关键阶段。基于此,从制度情景、相关理念和行动主体三个维度深入剖析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总结了芬兰职普融通的成功经验,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数据交易所政策变迁、功能定位与规范配置

2022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以优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目前,虽然关于我国数据交易的文献成果逐渐充实,但针对数据交易所及其规范配置的研究却付之阙如。通过梳理2014—2022年涉及数据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从宏观背景、主体结构及利益需求视角,揭示我国政策变迁演进逻辑。进而,通过比较数据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数据交易平台及数据经纪商,阐明数据交易及交易场所的独特属性,明确其制度规范所需保障的基础功能。基于政策逻辑与属性定位,我国数据交易所的规范配置应形成以数据交易机制为核心,以外部公共监督机制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为辅助的综合型规范体系,为数据交易所平稳、有序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变迁与发展走向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对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恢复、规范和提质增效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78—2022年间与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49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推动中方主动引领中外合作办学已成政策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是其核心目标。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工具的引领作用,加强政策与实践间的紧密结合;发挥政策工具的支持作用,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全面发展;发挥政策工具的革新作用,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发展。

基于特征抽取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策变迁研究

[目的/意义]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策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明确政策的优化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研究设计/方法]综合官方发布的权威分类文件、业界发布的研究报告、学术领域刊登的相关文章确定政策检索词。采用政策编码、文本分析、BERT及其扩展模型等分析方法,对政策的外部属性、文本主题变迁以及工具结构变迁特征进行分析。[结论/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经历了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政策内容由基础扶持性政策过渡到高端要素性政策,再到转型提质性政策。政策工具结构呈现以环境型工具为主、供给型其次、需求型最少的非均衡性分布。未来,各级政府应协调各类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落实政策要求,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支持。[创新/价值]从外部属性和内容属性维度开展政策量化研究,通过多方法实现不同政策特征的自动抽取,厘清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策关注类型,系统梳理了产业政策的变迁特征,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及生成逻辑研究——基于韶山、瑞金和井冈山的定性比较分析

红色旅游政策作为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红色旅游政策变迁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专门探讨。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和微观“地方”视角,选取中国3个典型红色旅游地(韶山市、瑞金市和井冈山市),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思政教育政策、文化产业政策、组织机构变革、重大主题活动、旅游市场舆情、社会公众参与等因素引发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是多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2)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驱动类型主要包括群情驱动型、政策驱动型、组织驱动型、政策-群情驱动型、政策-组织驱动型、组织-群情驱动型、政策-组织-群情驱动型和弱混合驱动型8类;3)由旅游市场舆情和社会公众参与组成的群情因素是影响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核心因素。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红色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能够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及有效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