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与中国经济稳定性——基于随机模拟方法的研究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能否提高一个国家的产出或者就业水平,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其结论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卡尔伯格提出,如果仅考虑政策协调对各国经济增长或就业的直接贡献,我们很难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意义作出判断。然而,以经济稳定性为标准,用随机模拟方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协调对中国经济稳定性影响时,得出结论:2001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既促进了中国产出、消费和进出口的稳定性,也增加了汇率和长期利率的不稳定性。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缘由、特征及挑战

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制度下,国内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外部平衡相冲突,造成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失败,加剧了资本流动风险。随着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常化,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协调将变得更加紧密,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将逐渐减弱。在货币规则符合国内实情的前提下,更加灵活的汇率和资本流动制度将更有助于实现内外部平衡。

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这种扰动同时具有隐蔽性和异质性特征,由此使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面临复杂的协调难题。鉴于此,本文在测算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29个经济体溢出效应基础上,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或非协调模型,同时通过逆推的方式识别在协调或非协调情形下的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协调与否的福利损失。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全球通货膨胀,但却导致部分经济体产出缺口下降和宏观杠杆周期上升;第二,美国货币政策向受其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输出金融风险;第三,当受美国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采取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时,美国货币政策对该经济体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福利损失都得到较大改善。结合各经济体特征可以发现,加强政府对经济体内部的干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各经济体的负面效应,并以较低政策成本维护内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为各经济体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全局最优视角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本文在两国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影响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之间是否合作的福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一国货币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可使本国通胀达到最优的水平,得到的本国福利好于斯塔克伯格博弈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具有必要性。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表现为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基于全局最优视角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体系的内在粘性及其应对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体系的内在粘性由于体系中已有的协调机制等内部因素导致体系无法随经济形势变化做出合理调整的性质,其主要表现是体系中具有垄断力量的国家通过其垄断力量阻止体系发生符合整体利益的改变。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应当积极争取应得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在直面零和博弈下可能面临的如中美贸易摩擦等冲突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在外部寻求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培育更强的内部力量作为应对外部冲突与危机的保障。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并向纵深发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举措空前频繁。主要发达国家就接管受困金融机构、应对广泛的流动性短缺以及实体经济复苏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IMF也开展了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此次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作为应急之策,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市场信心,延缓了金融危机蔓延。但是其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也说明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的必要。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成本收益分析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是否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都是一国货币当局所面对的难题。分析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一般框架是要明确参与协调的原则,收益与成本的构成,区分两种条件下的状况并确定其利润函数。通过对合作与不合作条件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成本收益的分析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一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有利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即当合作成本非常高或不合作收益非常大的情况下,一国不参与协调是理性的选择。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

哈马达模型和罗格夫模型是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效应进行分析的两个著名的理论模型。哈马达模型对两国之间政策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给出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解释。后者则引入时间一致性假设下的理性预期概念,考虑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货币当局与公众的博弈行为,得出结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并不必然带来福利的改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作用是相反的。本文对这两个模型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评述,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推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亲周期性与国际政策协调的可行性研究——兼论我国实施BaselⅡ的相关问题

围绕BaselⅡ能否被各国接受以及最终付诸实施后存在哪些问题,经济学家和各大金融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亲周期性和国际政策协调的可行性。本文运用数量分析与博弈论方法从理论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我国推行BaselⅡ亦存在相关问题,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应对。

加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 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影响,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并反过来加剧危机恶化。作者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加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保持国际货币尤其是主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应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货币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与国际协调研究进展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一国货币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愈加重要。在此背景下,有关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日益丰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及国际协调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展望。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1990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博弈论等进行理论探讨,1990年至2000年多数研究开始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渠道,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其中以探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为主。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控制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来获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主流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基于MFD模型的纯理论分析转向基于VAR系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和具有一致性框架的DSGE模型分析。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来看,早期文献大多认为汇率和贸易是主要渠道,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且比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传导更加迅速、后果更为严重,并逐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由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较小,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联动趋势的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必然趋势并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政策协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政治成本,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应慎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大多数文献仅考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溢出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的双向国际溢出效应;二是关于金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金融风险传递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深化;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统一,尤其是对政策协调的有效路径缺乏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学者应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尤其要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应对国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有效政策工具、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突破。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G20机制化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目前已日臻成熟。理论层面,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以及收益分析构成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博弈论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福利问题。实践层面,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经历了从七国/八国集团(G 7/G 8)到二十国集团(G 20)的演变过程。2010年是G 20的建章立制年,G 20机制化是当前国内外讨论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回顾G 7/G 8及G 20的产生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G 20机制化方案五个方面的内容,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参与G 20的战略选择问题。

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分析

本文以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福利角度比较分析了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结局,得出协调要优于不协调的结论。分析中发现,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其经济实力明显弱于美国,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非对称性,决定其很可能陷入由美国主导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模式,其福利可能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状况。因此,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但是要避免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

全球化与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高度相关 ,因而一国的经济决策难以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之外。由博弈论理论可知 ,非协作博弈是低效率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尤显重要。只有加强国际协调 ,才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沿革与新进展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被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首先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发展沿革进行了文献梳理与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新进展。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的研究现状及述评

开放经济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每个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历来就是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回顾和梳理了目前理论界关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研究的理论框架、协调收益产生的来源、增加协调收益的机制设计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评述,认为应该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建立一个能够能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模型,以提高中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及其对平抑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在世界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迅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各国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均不可避免地受他国或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从而通过各种国际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各国政府已经发现,通过协调与合作来制定与实施对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其取得的效果远比各自为政、彼此独立地进行要好。国际经济协调不但可以使各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得以改善,而且可以平抑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波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协调性。总的来说,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平抑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有几个方面的作用:减轻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减弱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递、遏制世界经济周期进程中的通货膨胀。

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东盟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肯定了中国—东盟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性的前提下,通过固定效应、FGLS法和OLS法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定性定量地分析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同步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认为:贸易开放、货币政策的协调对于经济同步性具有较强且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贸易开放为主要因素;金融自由化、汇率波动以及财政政策的协调显著的阻碍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同步波动。

中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分析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新研究范式,以其坚实的微观基础为研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数理模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分析经历了两代模型。笔者借鉴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的CCD模型,利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潜在收益的衡量指标,构建中国多部门VAR模型,测算了面临劳动生产率冲击时中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

不对称冲击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巨大溢出效应展现了研究非常规货币政策国际传导机制和国际间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充分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受到冲击的不对称性的基础上,以MFD模型为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基于宏观总量的两国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当不对称冲击发生时,在受冲击国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未受冲击国的最优政策反应是选择政策间的国际协调而非货币战;同时,基于VAR的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与模型分析结果一致。据此,应加强中美两国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协调与沟通,并构建一个长效的利益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