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安全问题研究综述

转型期是我国当前经历的一个历史性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处于全球化发展浪潮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与资源等不断涌入我国,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为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在这个关键时期,我国每一步建设事业都需要准确把握方向,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规避风险,审时度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转型的过程中保证政策本身的安全性,使其更好地为我国长远建设目标服务。

基于文本计算的我国数据安全政策与科研主题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随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从无序自发的探索阶段进入有序规范的正式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并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而探究我国数据安全政策与科研的协同情况,能够为推动我国数据安全科学研究和完善我国数据安全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方法/过程]本文以我国数据安全领域的547部政策和2466篇科研论文为样本,结合NMF主题模型和Word2vec模型,分别对政策文本和科研论文进行主题识别,并通过相似度计算方法探究我国数据安全政策和科研主题演进与协同的情况。[结果/结论]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数据安全政策与科研主题呈现出协同一致、协同演进的关系,并且在数据要素和跨境数据流动主题中出现了明显的科研推动政策的协同趋势。

我国数据安全政策文本主题挖掘及其演化分析

[目的/意义]揭示数据安全政策主题的演化规律,对完善数据安全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我国547部数据安全政策文本,利用NMF主题模型进行主题挖掘并结合Word2Vec词向量模型,从主题内容演化和主题强度演化两个视角进行可视化处理与分析。[结果/结论]识别出网络安全、应急处置、安全保障、个人隐私等主题,而主题演化内容呈现聚集性,演化领域呈现扩散性;数据开放、公共数据等核心主题整体演化强度趋势不断提高,但个人隐私、安全可控、监测预警相关主题政策占比失衡。针对主题挖掘及演化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现状提出4点建议:持续加强数据开放与安全的协同;加强全流程的数据安全治理;完善技术与政策融合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平衡政策主题演化注意力分配。

宋朝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多发,战争频繁,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严重,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宋朝政府大力垦田,发展农业,提高耕作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鼓励粮食贸易,促进粮食流通,稳定粮食价格;加强仓储建设,完善仓储管理,确保灾荒与突发情况下的粮食供给。宋朝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但宋朝粮食安全政策也存在不足与缺陷,许多好的政策、措施不能一以贯之,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财政危机、吏治腐败,粮食危机亦日趋严重,进一步削弱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

美国“科研安全”政策评析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安全政策构建,把“科研安全”作为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的工具和手段。关于“科研安全”的观念,美国在冷战时期、“9·11”事件之后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三个历史阶段,都曾先后对科学的开放性和安全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近年来,美国从决策层面、科学资助层面和科学研究执行层面推出若干“科研安全”政策,逐步搭建起比较完备的“科研安全”政策体系。美国推动“科研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私利、对本国科技地位下降的担忧、对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人才流动的错误认知、应对基础研究领域范式变化的需求以及改革科技管控制度的需要等。在政策内容方面,美国“科研安全”主要针对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活动进行管控,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科研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和新实践。美国在“科研安全”的政策制定、政策推动、政策实践、政策关联以及政策效应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包括全政府协作,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与科研道德和诚信相互交织,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紧密关联,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美国“科研安全”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构成长期而严重的威胁,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

论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探索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经济安全政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重大变化。2020年开始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外交安全之间呈现出战略性的融合互动,从以往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经济领域安全转变为运用经济、技术等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虽然与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源于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驱动、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传承。当前已经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在实施当中也面临着增加财政负担、阻碍技术发展、扩大政企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印太构想”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从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角度检视,作为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印太构想”,可谓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产物。“印太构想”在出台前历经“胚芽期”“胚胎期”“胎儿期”三个战略观念发展阶段,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认知也随之变迁。在“印太构想”的“胎儿期”,日本对东南亚海洋安全形成了新认知,主要将之视为通过主导“印太”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而主导“印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印太构想”出台以来,呈现三大特点:以编织由日本主导的“共享基本理念”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国际联盟网络为政策目标,以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战略性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海洋安全关系为核心政策措施,以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形塑秩序规则认同和深化与东南亚相关海陆浅纵深交通枢纽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为政策重点。未来五年,日本会进一步以海洋安全为重心深化实施“印太构想”,强化在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影响力,以辐射整个“印太”尤其是“印太”其他中小国家。日本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在目标、核心措施和重点上均会有所调整,以加速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不过历来重视大国平衡的东盟并不会轻易选边站。“印太构想”下日本充满陆海二元对立和排他性特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自始至终都有其限度。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我国数据安全政策评价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安全政策对保障和推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现行有效的数据安全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将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选取2016年至今各级政府制定的数据安全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ROSTCM6提取高频词汇并绘制社会网络图谱,选取10项代表性强的数据安全政策、条例等文件,政策名称代码记为P1、P2、…、P10。参考PMC模型相关研究的评价指标,构建数据安全政策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结果/结论]数据安全政策总体尚可,P2为优秀等级,P1为良好等级,P3、P6、P9为及格等级,P4、P5、P7、P8、P10为不佳等级,在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领域、政策对象等方面表现较好,在政策重点和政策工具等方面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经历了三次变化,以维护发展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教育形成期、以推动综合安全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教育奠基期、以突出实践特点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教育完善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价值取向、制度背景、利益选择等深层结构是其变迁过程中的主导要素;党自身国家安全教育理念的转变、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是其变迁过程中的动力来源;权利失衡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边缘化等路径依赖效应是其变迁过程阻滞的原因。在未来政策的续接中,应当明晰责任边界,形成部门联动;发挥制度优势,突出渐进性政策特点;扩大行动者数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混合战争”的兴起与北约安全政策的调整

[研究目的]伴随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与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混合战争”逐渐成为当前较为流行的战争形态。通过系统分析北约对“混合战争”的认知与反应,判断北约针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混合战争”行动,对我国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与周边安全提供相应的政策启发。[研究方法]采取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北约的官方文件、政策报告、领导人讲话等开源信息的系统搜集与有力分析,讨论北约对“混合战争”的认知理解、政策重点与实践进程。[研究结论]面对“混合战争”的兴起,北约构建相应的认知框架,涉及到“混合战争”的概念建构、威胁认知、政策重点等方面。“混合战争”的兴起对北约组织发展与安全战略产生相应的影响,涉及到强化北约存续的合法性基础、扩大北约集体防御的安全空间、推动北约安全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基于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认知,北约不断调整安全政策,包括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推进军事组织机构建设、同欧盟等行为体合作、深化韧性能力建设等。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档案安全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探究档案安全政策的特征与不足可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档案安全政策体系提供参考。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国家层面颁布的72份档案安全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存在失衡;政策目标侧重点明显;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匹配性有待加强。未来档案安全政策的制定应优化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以加强内部结构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目标结构以提高政策目标的协同度、灵活运用组合政策工具以提升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契合度、加强政策的战略性和系统性建设以增强政策实施效能等,从而增强档案安全政策的效用。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网络安全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领域。为增强网络安全弹性,修复盟友伙伴关系以及维护美国网络空间领导地位,拜登政府着力维护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增强新兴技术绝对优势,加强国内外网络安全合作,构建网络安全人才力量体系。然而,受政治困境、信任困境以及思维困境三大困境的影响,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调整仍面临诸多挑战。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政策调整增大了中国网络安全防护压力,给中国高新技术发展造成了一定限制,也阻碍了其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治理。因此,中国应加强网络安全协同防御,推进“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促”的战略布局,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治理。

新时代推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逻辑进路

作为新时代的原创性重要论述,推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这一进程中,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依循科学的逻辑进路不断迈向健全优化,具体体现为: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把握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不断完善;以多元化的创新思维塑造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安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以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三个体系”齐头并进,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根基。

粮食安全政策对粮食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分析了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粮食安全政策对粮食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在提高生产力、完善储备调控及优化流通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但在政策执行方面仍存在协调性不足等问题,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发挥政策合力,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演变剖析

战后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只发展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开始由重防卫的“专守防卫”,向强调先发制人的构建“反击能力”的方向转变。日本构建“反击能力”不仅违反“专守防卫”政策,同时也将加速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的解体,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周边国家关系产生冲击。随着日本远程打击武器的陆续配备以及无人军事科技的发展,未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势必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

德国综合安全观:理论缘起、历史演进与实践评估

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综合安全”为要义,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可循。德国综合安全观兴起于冷战后,其内在逻辑是对欧洲主义安全观的继承性发展,聚焦两极秩序瓦解后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应对域外冲突,注重非传统安全,安全参与者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克里米亚危机后,传统军事威胁回归欧陆,德国综合安全观“防御性”与“韧性”融合并重。俄乌冲突冲击欧洲安全秩序,德国综合安全观愈发重视国家与联盟防御,并通过“多元化”与“联盟政治”等手段推进“去风险”策略,增强经济与社会韧性,同时也呈现出泛安全化、价值观化与权力政治的特质,其影响力辐射至“印太”地区与对华政策上。然而,德国综合安全政策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防御上,德国提升国防的政治承诺与其军事资源尚不匹配。韧性上,德国“去风险”策略受国际权力对比变化、中国市场红利、德国政界与商界意见的异质性以及德国国内经济成本的制约。为此,中国应客观看待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影响。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能源安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长期以来政策文件为能源安全保障工作提供规制基础,但随着能源安全问题不断复杂化,能源安全政策制定也面临新要求。为了明晰现有能源安全政策的关注主题、力度以及布局情况,为进一步优化能源安全政策体系提供决策参考,从政策着力点、力度和工具3个方面出发,构建“政策着力点-政策力度-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57—2021年的270条能源安全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以及时空维度分析。研究表明:1)节能是保障能源安全的第一要务,东北地区较为关注燃气和供热,中部地区关注绿色和安全,东部地区关注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西部地区关注能源与用水的关系,总体看来都缺乏对环境安全以及政府考核等主题的关注。2)政策总力度随政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十三五”时期出台政策数量最多,达85条,政策总力度最大。3)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为89.07%,其中“禁止/规定”类子工具使用最多,占总数的26.8%,其次为“明确职责”,占14.15%。混合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为5.51%,自愿型占5.42%。对此,提出以下建议:借鉴政策着力点分布情况,加强对考核、环境、安全等主题的关注,推动社会组织、资金等加入能源安全保障工作,丰富能源安全政策着力点的关注内容;制定能源安全战略规划,搭建能源安全政策体系,规划政策发文机构,不断修改政策缺陷,填补现实空白,提高政策稳定性、系统性;有针对性地减少强制型政策工具,创新政府管理方式,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协调混合型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自愿型政策工具,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能源安全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源安全观及能源安全政策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源安全观经历了从“自给自足”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转变,能源安全政策也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重建能源工业”的保障政策到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通过“走出去”战略实施能源安全“双保障”政策;从“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综合性保障机制到积极关注“提能增效”“保护生态”的安全保障新策略,再到如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我国能源安全策略始终立足于国内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内外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做出了重要贡献。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印安全政策的成因探析

“印太战略”是美国对华竞争以护持其霸权的主要战略框架。随着“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逐步完善对印安全政策,力图将印度塑造成“印太战略”中的支点国家。以层次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框架,以地缘政治理论为主要视角,对“印太战略”下美国对印安全政策的成因进行探析。从体系层面看,中国的崛起影响着印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引发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担忧,这是当前美国对印安全政策的根本成因;从单元层面看,在美国战略界的认知中,印度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是推进“印太战略”,加强对华遏制的关键;从个人层面看,特朗普和哈里斯这些美国政治精英个体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