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的几点思考——基于中央—C市—N区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显著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合力高效履职,其中,政策层级协同是保证政策效力、行政效能的关键。理论研究与实践归纳表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主要在于各级政策主体与其政策视野相协同、政策目标同向且切合其政策视野、政策工具切合目标和主体职能等三个维度。对照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力度较小,地方政策中部分措施具体化不够、回应公众文化需求不足。优化政策层级协同需要各级政策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调适政策目标,注重发展高品质规范性文化和公共数字文化,提高公众文化认同;切合政府职能逐级细化分解政策,健全政策目标分级体系,增强地方政策可操作性,审慎实施政策“原文”转发或转述;聚焦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激励能级,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加强供给体系的查漏补缺。

湖北省科技金融政策层级协同问题研究

科技金融是创新创业的重要支撑。湖北省的创新比较优势之所以没有完全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行政层级(省与高新区级)科技金融政策协同、衔接不够导致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故此,为推动湖北省实现从科技创新强省向高新技术产业强省的跃迁升级,必须进一步优化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促进不同层级科技金融政策的协同衔接,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全周期、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链。

大众创新创业政策发展评估——基于政策工具、创新创业周期、政策层级

本文基于基本政策工具、创新创业周期和政策层级三个维度构建了大众创新创业政策评估框架,以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工信部、人社部、农业部等部委发布的61份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通过收集、编码、统计等程序对政策进行了定量化的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在供给面政策工具使用中,政府在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方面的支持力度薄弱,很多行之有效的需求面政策工具如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没有被采用;衰退期企业仅使用人才培养、法规管制、策略性措施这三个政策工具,尚未发挥需求面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是联合发文的主要部门,但协同颁布的政策力度低,实施期限短。

以督促统:督查制度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及其实践

督查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度嵌入在公共政策的层级结构中,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这决定了督查的复杂性,它需要同时将领导意图与政策执行规律作为标尺,以有效的问题甄别为载体推动政策层级间的互动与沟通。督查的双向性与问题甄别的精准性构成了督查统筹政策层级的基本条件。当前督查实践日益背离政策执行的客观规律与一线场域,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并导致其问题甄别能力下降。督查以问题为载体析出的政策规则、权责关系、信息反馈体系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增加了政策层级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带来了严重后果。这表明,督查制度必须处理好与政策层级体系的关系,重视政策执行规律与一线信息的重要性,建立更加合理的工作模式与精准的问题识别机制,真正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层级统筹。

航空经济成长中的政策创新研究

航空经济是基于航空运输的激发、以速度竞争为核心行为的航空指向性的新经济形态,已成为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新模式。航空经济成长中的政策层级试图将政府管理社会的行政层级、政策作用层次与政策效应广度有机统一,形成一定的政策层次与政策体系。以航空经济区域发展政策、航空经济产业发展政策、航空经济企业发展政策为政策效应主体与空间范围,并可分为国家层级的航空经济政策与地方层级的航空经济政策。同时,航空经济成长中的政策创新还需要政府基于转换职能,发挥因势利导作用,需要一系列、多环节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管理制度创新。

地方数字经济监管中的多层级政策学习与监管模式变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数字经济监管因外生性社会冲突而呈现出监管模式的策略性变迁。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的政策学习来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从而推动这种模式变迁,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文章通过对上海市共享单车监管的过程追踪,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试验性治理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监管挑战而产生的多层级政策学习构成了其监管模式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中,地方政府通过技术性学习识别了数字经济的总体社会影响,决定了监管目标的设立;通过政治性学习研判了监管权限和能力,约束了监管工具的策略集合;自下而上的倡导和呼吁,以及自上而下的表态和调节则促进了政策知识的垂直扩散,推动了系统性的监管模式变迁。文章有助于揭示外生性社会因素与地方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变迁中间的微观学习机制,也为突破数字经济监管困境提供了潜在思路。

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的量化评价研究

构建政策“工具—主题—属性”三维分析框架,通过人工编码对2019—2022年国家、江苏省和南京市三个层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31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并运用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MC)重点对12项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研究发现:政府主要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发挥间接影响,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的直接供给和激励作用有限。政策主题在土地、经济和行政支持方面分布均匀。作用客体重点关注外部环境和相关单位,而非承租人和个体出租人。12项政策的PMC均值为5.71,整体处于可接受范围,政策层级越高,其PMC结果越高。南京市级政策的PMC均值为5.26,且可接受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丰富政策内容和加强个人租赁管理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