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统一战线为党和国家所高度重视,而在建立此统一战线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深受台湾地区当局侨务政策的影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地区当局在侨务政策上与我方争锋,中国内地如何应对其侨务政策的袭扰,是建立海外华侨统一战线的关键一环。由于受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思维模式和政治目的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台湾岛内政治氛围的变化,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其侨务政策逐渐演变为“台独”分裂势力阴谋分裂祖国的工具。故此,深入了解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对于新时代继续加强海外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深化“反独促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梳理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任期内的主要侨务政策,探析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发展脉络,为在当前形势下应对台湾地区当局侨务政策袭扰提供参考。

关于“双紧”政策的若干思考

一、“双紧”政策的积极意义应从更深层次和更广阔的意义上去理解,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抑制物价上涨”。今年我国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这种同向搭配的政策组合一反多年来财政、货币政策通常互不配套、相互脱节的做法,成为我国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套的一个良好开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我们以为,双紧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能简单地、笼统地概括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应从更深层次和更广阔的意义上去认识。

GPNs视角下中国特色城镇化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机制的结合,政府的政策是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成以全球生产网络(GPNs)发展的属性,GPNs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城市成为全球生产的主要节点。在此背景下,以GPNs的发展对生产、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效应为主线,提出中国城镇化适应GPNs发展的政策体系——构建中央层面的政策和城市当局层面的政策,总体指导思想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更应注重"政府引导",而城市当局层面的政策更应注重"市场运作"。只有在中央政府层面和城市当局层面的政策支持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才能适应GPNs的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研究

在对我国当前的国情有了基本认识之后,需要对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合理的选择,从可控性、相关性与可测性来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否仍能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或是需要对其进行改善与替换。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详细介绍,展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如何看待央行1月不降息?

文章回顾本轮宽松周期中的两次降息,指出其共性特征是降息前有高层定调、信贷社融状况不稳定,及面临显著提振经济主体信心和市场预期的压力。文章指出,1月不满足降息基本条件,政策当局仍珍惜正常1的宏观操作空间、降息必要性不足,货币政策效力更多依赖结构性而非总量调节。未降息并不影响央行强调的多措并举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

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与哈罗德—多马模型

下村治(1910—1989),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其治学风格迥然异于一般学院派经济学家:一是严谨的实证精神,重视经济理论的实践意义;二是强烈的政策意识,每临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无畏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在下村治战后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激烈的论争,而论争中他的思想每每给予政策当局和学术界以巨大影响。自50年代至70年代,以下村治为一方的著名论争有“库存论争”、“高速增长论争”、“通货膨胀论争”、“零增长论争”等。其中以50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论争”的影响最为深远。

重构中国宏调框架

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调整中,尤为重要的是政策目标的再定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动态平衡关系着力点的重新选择,此后才是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构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种种深刻变化背景下,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下降和强政策刺激带来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并不是政策松紧程度、具体工具选择和传导机制方面的问题,而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问题。

中国的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如何共生?

随着我国居民寿命的延长、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婴儿潮”一代逐步步入退休阶段,我国老龄化水平显著高于相同人均GDP下的其他经济体。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丰富居民养老财富积累,成为政策当局亟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作为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要求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提出了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要求,并指出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警惕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从深层次来分析,此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和全球股灾也预示着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可持续的赤字财政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终结的开始。

喧嚣音色

观众眼里只见奖杯不见影片是当前中国一大具有文化特色的怪现象。可以想见,如果凭借地方政府和某些影坛艺坛大哥大、大姐大之类的大力支持下,即使全国仍然没有一部影片和演员的表演在观众中产生一点波澜,他们也照样能够在镁光灯以及红地毯上炮制此类数不胜数的陌生"隐星"与"隐帝",但如此揠苗助长式的炒作闹剧不仅不会鼓励与鞭策中国电影走向繁荣,反而会越来越使中国电影走向没落与死亡,一句话,电影导演和演员以及评委眼中没有观众,只有赤裸裸的名利,那么观众眼里只见奖杯不见影片就是必然!

通胀归来 抑或通缩-债务循环

通胀风险似乎不再是主要矛盾,如何避免"通缩-债务螺旋"才是政策当局的首要关切。后危机时代是破除信仰的时代,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或预测宏观经济运行中几乎是集体遭遇了"滑铁卢"。这又突出体现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衰退期,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并未带来通货紧缩;复苏期,产出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也未带来通货膨胀。

政治环境、恶性通胀与币制改革

恶性通胀破坏性巨大,导致资源配置极度扭曲。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改革,经济必将崩溃。货币政策当局一般会采取改革措施,然而,意图以不引起经济进一步动荡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政府财政赤字巨大且主要以赤字货币化为解决手段的情况下。自一战以来直到20世纪末,可以发现接近70个试图终结超级通胀的案例。有些改革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采取了类似措施的改革努力却以失败告终。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若干问答

2014年4月,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海梅·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和特别顾问本杰明·科恩(Benjamin H.Cohen)就宏观审慎政策提出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并予以相应的回答,即什么样的政策可以称为"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是否存在负担过重或被滥用的风险?怎样解决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冲突?宏观审慎政策是否需要独立性?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时,国际合作是一个好办法吗?一、什么样的政策可以称为"宏观审慎政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e policy uncertainty,EPU)不断攀升,由此产生明显的外溢冲击。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沪伦通”“沪港通”等交易渠道的逐步开放,中国面临着显著的跨境金融风险冲击。这引起中国政策当局的高度重视。

货币政策调整需要银行提高适应能力

当前货币政策的基调仍是稳健.央行指出,货币信贷工作的“稳”主要体现为“总量稳定”,重点是要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所谓“稳健”,其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政策姿态含义,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中性政策,而是与此前的经济背景和政策态势比较而言.

韩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化和新产业政策

一、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方案国际竞争力,可分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同一质的商品在价格相对下降的时候,就会产生价格竞争力。韩国商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一,比竞争国的商品质量差。第二,工资、利润、地价、原料价格等生产费用相对上升。非价格竞争力,是商品的质量、花样等优劣和在市场活动能力的差别而产生。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方案可分为三个方面。1.减少生产费用。降低生产费用,可以提高竞争力。也就是降低资本、劳动力、原料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能够直接减少生产费用。在80年代下半期韩国工资、利息、租金等生产费用有了大幅度上涨。首先看工资,于1986年在制造业中每人每小时工资为1.28美元,到1990年达3.49美元,提高了二倍。

政策放松不合“一保一控”内在要求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命题由"双防"转变为"一保一控",舆论界很快在财政政策上形成共识,都主张财政方面应更积极主动;而在货币政策上,仍有较大分歧,紧缩派和放松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不宜倡导建立所谓的“无现金社会”

不能片面地理解＂现金＂,将其等同于＂货币实物＂ 经济社会中,人们往往将纸币、铸币,甚或电子货币等称为＂现金＂,以＂现金＂支付的交易,也被视为＂现金交易＂。经济社会普遍使用网络支付之后,以纸币、铸币、电子货币等支付的交易大为减少,甚至在许多地方或时间消失了。

数字货币的属性与供需分析

网络数字世界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提供了一个纯粹数理环境,数字货币诞生于此。如今,伴随网络经济快速发展,数字货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探究了数字货币的身份属性、账户属性,并思考数字货币未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