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政策执行困境与创新路径——基于23份国家级公共政策文本的分析

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推动多方协同发力提升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实然命题。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内容分析法,对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政策执行因素、困境以及创新路径进行探讨。研究认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政策执行受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等影响,执行困境具体表现在政策设计针对性不足、机构和人员执行不到位、目标群体认知存在偏差、政策执行环境不健全等方面。对此,未来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体系;强化执行能力,提升责任意识;健全服务体系,提高就业能力;优化教育环境,规范市场环境。

浙江省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浙江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为解决企业转型升级所引致的人才结构性供需矛盾问题,职业院校积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现代学徒制,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的四个维度,分析浙江省现代学徒制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发现政策执行存在现代学徒制政策协同作用有待提升,企业主体地位有待充分显现,学生学徒双重身份保障不力,政策执行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应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强化执行机构能力,把控学徒培养质量,提升目标群体政策认同度,营造良好政策执行生态。

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政策执行研究——以正畸托槽为例

2022年10月,陕西省带头开展省际联盟(区、兵团)口腔正畸托槽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文章以省际联盟正畸托槽带量采购政策为例,采用史密斯模型的理论研究方法,基于四要素分析该政策的执行情况。研究分析发现,该政策在政策层面、执行机构层面、目标群体方面以及环境因素方面都有改进空间。结合史密斯模型,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优化分组科学标准、精准报量,推进公立民营医疗机构联动、激发企业长久创新力等政策建议,旨在探讨优化正畸托槽集中采购政策,并由省际联盟推广至全国层面,对实现健康中国2030计划,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美观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破解文化政策执行力难题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河北省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是河北省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文化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现运用霍恩—米特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对河北省文化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有效的政策执行的优化建议。2021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规划中指出河北省产业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23)》总结了2019—2023年我国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河北省连续5年未进入排名前十。2023年河北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0.4%,远低于10.3%的全国占比(见表1)。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政策网络视角下县域教师交流政策的执行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辽宁省T县的案例研究

教师交流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本研究立足于辽宁省T县义务教育教师交流政策执行调研实况,利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教师交流政策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对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县域教师交流政策网络主体主要包括政策社群网络、府际网络、校际网络和议题网络,各网络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县域教师交流政策执行成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县域教师交流政策执行面临着政策社群网络内部的部门协同不畅、政策社群网络与府际网络间的利益取向冲突、校际网络内部的资源流动不畅、议题网络的参与程度不高等四大困境。基于此,破解县域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中所面临的困境应畅通政策社群网络内部的跨部门合作通道,稳固跨部门合作关系;按照纵向职责同构原则,明确政策社群网络和府际网络的职责分工;调整校际网络内部的互动模式,疏通县乡学校交流渠道;畅通议题网络参与渠道,激发议题网络规模效应;调整校际网络内部的互动模式,疏通县乡学校交流渠道;畅通议题网络参与渠道,激发议题网络的规模效应。

乡村教育政策执行偏差的表征、 成因与矫正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政府构建了多维度、全覆盖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乡村教育政策为乡村学校履行乡村教育振兴职能、实施乡村教育治理指路护航。但在现实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领域仍存在政策执行偏差现象,这成为乡村振兴和教育强国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剖析乡村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生成的社会背景发现,忽视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缺乏多元执行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教育政策执行与基层教师振兴乡村愿望契合性不足等是乡村教育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矫正教育政策执行偏差需厘清教育责任,构建协同信任的教育政策执行机制,促进乡村教育政策执行深度嵌入乡村振兴战略。

“双减”政策执行阻滞:发生逻辑与消解策略

“减负”政策执行难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在“双减”政策实践中表现为:基层政策表演式执行、选择式执行以及抵抗式执行。从“利益结构-社会文化-参与主体”三重维度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逻辑进行诠释发现:政策执行的利益结构:成本分散-利益集中,社会文化:不平等的职业观与功利化的教育观,参与主体:行政吸纳社会、利益主体失语,这三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从价值观念嵌入、执行方式嵌入、社会参与嵌入和监管模式嵌入等四个方面提出执行阻滞的消解策略。

基层治理场域中城市社区政策执行逻辑解构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基本单元,也是回应社会治理问题的主战场。相较于科层治理模式,基层治理场域建构起了独特的治理格局,在此场域中城市社区政策执行具有特殊的情境逻辑。基于场域-行为的社区政策执行场域分析框架,对执行主体进行角色行为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治理情境中的压力型体制背景、政策设计内生性模糊与组织资本困窘、场域叠加、行动者区隔,以及政策执行者心理系统等场域要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执行行为。从组织场域、社会关系场域以及心理场域对城市社区的政策执行进行全方位及全过程调节,将极大地提升社会治理政策效能。

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因政策差异而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分析典型政策的执行过程,总结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刻认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改进政策执行过程、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是当前中国各地正在推行的典型政策,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鉴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资源、机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自主性政策执行、曲解性政策执行以及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据此,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政策建议。

高校网络文化成果评价政策执行困境与改进策略

在“互联网+”和“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双重背景下,我国不少大学制定了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意在鼓励大学教师创作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本体、目标群体、执行主体和政策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案例Z大学“网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就政策本体而言,“网文”政策本身存在合法性、科学性和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力度;就目标群体而言,教师所感知到的“网文”创作实际收益有限,对“网文”的不信任、缺乏“网文”创作的时间与精力以及“网文”创作能力缺失,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效果;就执行主体而言,相关行政部门动力不足、协调机制不畅,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效率;就政策环境而言,外部舆论环境的不友好和“网文”创作蕴含的社会风险,对“网文”政策执行产生了阻滞效应。高校“网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核心在于“网文”的认同问题和认定问题没有厘清。认同问题源自学界的思想观念尚未及时转变,仍持一种传统的学术观;认定问题源于学术影响力(传统的科研出版物)与社会影响力(网络文化成果)之间难以进行等效评价。要化解“网文”政策执行的困境,仅仅着眼于政策本体、目标群体、执行主体和政策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层次地解决“网文”的认同问题和认定问题。为此,应改变学术文化,重塑学界对“网文”的认知;分类评价,设立公共传播型教师岗(针对长期致力于“网文”创作的大学教师);完善激励机制,加大“网文”创作的物质与精神奖励(针对偶尔创作“网文”的大学教师)。

农作物秸秆禁烧政策执行阻滞及其破解:一个力场分析框架

基于W市X镇的实践个案,从“力场”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压力-阻力-动力-引力”PRMA力场分析框架,以解析农作物秸秆禁烧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结果表明:力场视角对基层政策执行更具解释力;上级政府部门压力、农户阻力与执行机构动力、政策环境引力之间形成“力差”,是政策执行陷入阻滞的原因,且影响镇村干部的执行策略选择;破解农作物秸秆禁烧政策执行阻滞,应从减压力、降阻力、增动力、扩引力等4个方面改变原有的“阻碍力>推动力”的“力差”格局,形成力场内“推动力>阻碍力”的常态化格局。据此,建议地方政府构建常态化治理机制,同时通过增进地方政策目标的科学化与完善考核机制以减轻压力、完善配套政策以扩大引力、多元利益激励以降低目标群体阻力、扩权赋能和建立激励机制以增强执行动力。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效力测度与执行效果评估

为切实激励我国企业主动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2011—2021年,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颁布了140项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按照政策目的可划分为动力型、环境型、保护型三类。从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四个维度构建政策效力测量模型和政策效果评估模型,可准确测度和评估技术创新政策的效力与执行效果。研究发现:2011—2021年,引导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发布数量及效力呈同向变动且整体波动较大;受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效力得分较低的影响,政策年均效力水平不高,但政策效力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同类型政策因为作用对象的差异,效力水平及执行效果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动力型政策最优,保护型政策次之,而环境型政策最弱;在政策的四个维度中,政策措施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最大,政策反馈、政策目标次之。因此,政府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政策的整体规划和协同引导,并从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四个环节提高政策的综合效力及其执行效果。此外,应积极开发更加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类型,加强协同互补性政策工具的组合,减少或弱化竞争性政策工具组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

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是否促进了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创新力量,是教育信息化出经验、出典型、出成绩的重要领域。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效果关系着其政策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影响着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能否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双重差分法,可以探寻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与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对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提高有促进效应,但是政策网络结构因素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中介效应呈现复杂变化。因此,增强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效果,就要从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生态,加强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发挥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执行主体角色作用等方面着力。

高职分类招生政策的演变、执行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的高等教育类型,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支撑。自2008年起,国家倡导部分职业院校试点自主招生。高职教育招生制度17年的改革历程,大致可分为探索、推广、优化三个阶段。基于对政策执行者、受政策影响者等不同群体的访谈,运用麦克拉夫林的政策互适模型分析框架,分析了当前政策执行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和调适过程中的四点困境。据此,提出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科学编制分类招生章程、高职院校构建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等四点建议。

普惠托育服务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其政策的有效执行事关人口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本身还不健全、执行主体能力欠缺、目标群体缺乏认同、政策环境不理想是制约普惠托育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后续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从多种途径入手改善政策执行效果,确保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如健全完善政策体系,夯实政策执行基础;提高机构执行能力,完善政策落实机制;提高目标群体的认知,减少政策执行阻滞;营造良好政策生态,改善政策执行环境等。

“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研究——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为探究“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四个层面采用个案研究法对G省L县“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偏差行为进行成因分析,发现政策话语的模糊性和政策适应性的欠缺、目标群体利益基点下的理性选择、执行机构间的博弈及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生态环境的桎梏均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叠加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纠偏对策:优化宏观设计,完善政策内容;革新教育理念,减少工具理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助力政策执行;突破文化桎梏,构建良好生态,以期为改进“双减”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并有效执行政策提供参考。

中日社区教育政策及执行比较

社区教育能够更有效调动区域内民众的个人素质要求、文化知识需求,社区教育政策为社区教育活动提供方向引导,为配备设施、经费、人员提供保障。中日社区教育政策背景、时期、内容不尽相同,以文献研究资料为基础,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教育政策的转折与完善时期,与我国80年代开始社区教育政策逐步系统化时期进行比较,细化中日社区教育政策政府与民众的着眼点、政策推行制度与力度、民众政策执行意识等通过比较的方式,明晰社区教育管理目标、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政策模式。

时空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与高效执行机制的构建——基于A省与B省“双碳”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

超大治理规模条件下,政策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在因素。为验证、探讨时间与空间因素如何影响我国长周期的政策执行,选取A省与B省的“双碳”政策执行过程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执行偏差产生和加剧的主要机理在于时空因素,即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影响政策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技术因素具有时间缩短与空间扩大双重叠加效应;基于时空因素的高效执行机制缺位是运动式执行的重要原因。构建高效政策执行机制必须同步考虑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建立相应具有时间和空间缩减功能的机制,提高政策执行力;技术手段(尤其是数字赋能)可通过缩短政策执行周期、扩大政策执行目标的适应空间的方式来降低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

国外政策执行研究50年回顾:演进脉络、主要议题与前沿进展

政策实践植根于时代的具体问题之中。政策执行是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目前国内已经积累了许多的富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然而,政策研究者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下才能更明确本国政策执行的独特定位与问题。国外政策执行研究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并且历经三代理论发展形成了诸多观点。为推进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促进本土理论与国外理论的对话与交流,通过梳理国外政策执行研究的演进脉络及主要理论,呈现政策执行研究的主要议题与前沿进展,以期为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