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社会保障治理:政策扩张对治理能力的挑战与应对

自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社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历了一段社会保障政策快速扩张的时期,大量新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涌现。然而,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展和财政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充分转化为人民的福祉,公众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获得感并不强。产生这一反差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治理能力没有适应社会保障政策的快速发展。为此,有必要从政策制定与执行间协调、职能部门间协调、职能部门政策执行力、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干扰和社会保障治理理念等维度阐释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执行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亟需迈向以社会保障为导向的公共行政,进而推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博弈中的平衡:政府间的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

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张弛有度,因此,多个行政主体经过科学审慎的信息评估,会进行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以适应情境变化。但在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时,在政策空白地带,多个政府有利可图则实施政策扩张和彼此争利,无利可图则实施政策收缩和互相扯皮,公共领域利益陷入"公用地悲剧"状态而难以监管。因此,需在法律层面对多个行政主体的独立地位予以确认,对政府间的行为界限予以明确,建构伙伴型政府间关系,促使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在博弈中实现秩序平衡,维护不同范围的公共利益,尊重多种利益群体的意见,实现各个层面的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扩张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是宏观政策调控微观效应研究的新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政策与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关系以及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2)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在财政政策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相对于国有控股、内控质量较低的企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内控质量高的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提升幅度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同时有效提升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的效率,但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渠道提高整体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率。多维度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实施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企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消费作为最终需要,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与重要引擎,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持久拉动力。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一种常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理论上能够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活动和消费支出。然而,尽管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费,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明确。同时,收入分配作为潜在的中介变量,可能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旨在为我国政府优化货币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扩张性货币政策显著抑制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收入分配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财政部2023年将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

3月1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3年,财政部将通过三个主要加力点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一是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在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万亿元的基础上,将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二是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

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的共同基金发展前景探讨

近年来,逐步走向繁荣发展的共同基金也在全球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中面对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鉴于此,本文通过从政府引导的角度探讨我国共同基金发展的前景,并举出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实例,以期给我国共同基金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货币政策的扩张障碍到底在哪里

货币政策作为刺激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手段历来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利率效果,二是通过信用效果。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无力的问题,也必须循着这两条线索——利率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去分析中间环节的障碍和微观基础的行为特征,才能得出比较切近实际的结论。然而,无论从利率传导机制说还是从信用效应渠道看,我们的货币政策都遇到了中梗阻问题,产生中梗阻的体制原因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扩张政策下的货币因素分析——基于中国长期超额货币供给视角分析

本文是笔者看到自2008年10月以来中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式,对当前形势下采取扩张措施可能对未来物价带来的影响进行思考。在研究过程中,应用传统的费雪货币供应方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供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在过去30年来一直存在超额货币供给状况,即在中国,从货币角度考虑一直存在通货膨涨的陷阱。另外,通过对货币超额供给可能带来的问题分析,联系当前国内所采取的以确保未来经济较高速度平稳增长的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出中国国内市场在未来短期内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为消除金融风暴影响、确保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措施时要谨防通货膨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具体国情,实现以刺激需求为主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建设目标的平衡。

扩张财政政策对内外均衡的影响分析——基于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经典的M-F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基于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M-F模型,并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对扩张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效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国内消费的决定作用。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分析,针对当前中国内外失衡的现状,提出当前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相关对策建议。

推动经济回升的宏观扩张性政策取向

从整体上说我国目前经济下滑的势头已经基本止住，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动经济回升。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我国经济可能在停滞阶段停留较长的时间。因此，在这个阶段所确定的宏观政策就不能仅仅继续已有的阻止下滑的扩张性政策，有必要采用推动经济回升进入新的景气阶段的扩张性政策。按此要求，宏观扩张性政策的调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１） 扩大内需必须同结构调整结合，并逐步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２） 扩大内需的主体必须由政府转向企业和居民。（３） 政府的扩张性政策靠扩大政府需求还是减税。（４）扩大内需是突出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５） 扩大投资需求是突出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技术改造投资。

国有部门扩张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以ZCIPA参与山西煤改为例

ZCIPA参与山西煤改事件证明,已有关于金融危机时期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会更加有效的说法,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解释模式不能成立,相比之下,公共选择理论更加具有解释力。首先,国家的主导地位使之能够有选择地控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活动,政府与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是决定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程度的关键;其次,从利益代表结构和政策形成体系来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具有法团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本质上并非法团主义。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体制性约束、扩张性政策与政策效果异化——兼论此轮政策调控的后续影响及中国经济前景

10年间,两次同样以扩张为导向的政策调控实践的效果并不尽相同,新一轮调控过后出现的通胀持续高位运行、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加重和结构性失衡加剧等诸多问题,昭示着中国经济体制环境在10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对比两次调控政策的效果差异,分析了中国10年来的体制环境变化情况,并进而剖析了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体制根源,以此试图解读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及各种经济问题出现的体制必然。基于这种分析思路,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此轮政策调控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并在体制层面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我国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效应既体现为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同,也体现为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度、时滞和持续时间的差异。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我国近20年来的紧缩与扩张货币政策时期的区域效应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紧缩性政策在西部地区的效应更明显,而扩张性政策对东部经济的影响更突出。这表明,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导致我国近20年区域间经济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所以,中央银行应该采取适当的差别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20世纪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与教训

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免税收对经济形成刺激作用,这是美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起长期沿用的经济调节方式。自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结构性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践表明,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却取得了较好效果。不过,其代价却是预算赤字和国债的大量增加。对此,认真了解美国在20世纪应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克服经济衰退、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股票市场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面对我国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况 ,货币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银行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等因素 ,股票市场并不能在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 ;货币政策本身也受到了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为解决问题 ,应当在股票市场、企业投资环境和货币政策本身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风险与政策选择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本文首先考虑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的一般结论以及对我国相关经济参数的估计,文章从规范的角度分析了可供选择的、能够控制财政风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文章认为,在目前,能够限制财政风险增加的扩张性政策是同时增加税收和公共支出的组合政策。

中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投资乘数比较分析

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日两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乘数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导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递减。两国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时期的贡献是显著的，财政政策的总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稳定化也起到相应的作用，但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投资和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而日本则以扩大公共投资为核心。

公众预期与我国扩张性政策绩效

以理性预期理论为背景 ,分析我国扩张性政策实施中预期的作用 ;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基础上探讨如何引导公众预期。

苏联的争霸扩张政策与国家解体关系析

文章认为 ,苏联推行的争霸扩张政策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军事工业膨胀 ,民用工业调敝 ,农业长期停滞不前 ,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 ,经济全面恶化 ;疯狂扩军备战 ,军费支出连年上升 ,致使财政崩溃 ;大规模对外扩张 ,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不满情绪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