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调停到国家主导: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演变

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和2011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还经历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大规模叛乱。埃及国内的社会经济困境和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动荡构成了极端主义抬头的“推动”和“拉动”因素。在穆巴拉克和塞西总统执政时期,埃及政府先后推出过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从通过社会力量规劝极端组织放弃暴力行为和意识形态,转向由国家机构主导对宗教意识形态进行修正。从政策效果来看,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去极端化政策的效果也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背景探析

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英国反恐斗争的重点是实行一系列去极端化政策,该政策推行的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失败,制造了穆斯林少数族群与英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平行社会”,使穆斯林少数族群不断被边缘化,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伊斯兰恐惧症,使英国社会产生了对穆斯林的偏见,反过来又加速了英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解放党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重点袭击、“独狼”式恐袭防不胜防、错误的军事干预别国外交政策,使英国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

略论1958—1989年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政策

1958— 1 989年间 ,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持根本否认其存在的主导思想 ,并且对其采取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文章认为 ,导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采取极端化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大保加利亚主义的膨胀和苏联因素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