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环境下对平台型企业“算法共谋”问题政策治理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我国智能移动端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以数据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模式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各式各样的电商平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数字化背景下,一系列和数据有关的创新性概念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乃至物联网,被投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平台型企业则是这些技术发展到现今的产物。网络电商平台的出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资源交换的效率,促进了工业时代之后商品经济的又一次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因为平台型企业的出现而获得极大便利,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平台背后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原有的一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更加难以监管,其中围绕算法展开的问题颇为常见。算法作为平台运行背后的基础逻辑,其运行的机理相较传统实体市场的中介运营机制有所区别,算法自身的特殊属性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可以充分利用算法该特点实现潜在的“共谋”行为。因此,本文从政策监管的角度着眼于平台型企业之间存在的“算法共谋”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区社会

解放初期,鉴于四川康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阶级对立明显但被民族问题所掩盖等特征,党对开辟康区工作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治理,使康区藏族社会在政治制度、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系统。

政策治理的宪治空间:基于“政府法治论”的初步观察

"政府法治论"是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对真实行政法世界充分回应并致力于推动行政法秩序生成。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律与政策是行政法治不得不面对的制度现实。以行政法学田野观察方式进入研究场域,基于"政府法治论"分析工具指引,观察以请示公文为代表的内部行政行为,提出中国行政法实施双轨制路径即法律治理路径和政策治理路径,体现了"政府法治论"的实践品格。"政府法治论"对政策治理的分析与重塑以及对其法治化方向指引,旨在为构建法治政府提供制度设计清单。

我国社会保险治理模式之回顾与前景——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险领域呈现出政策治理的模式,并较好地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的试点改革策略。这一模式在改革目标不清晰、路径不确定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灵活性、允许试错并及时完善等优势。但时至今日,政策治理模式主导的弊端逐步凸显,加剧了制度的碎片化和地方性,使得制度实施缺乏公平性和安全感,不利于社会保险权利救济与法院的作用发挥。为此,应加快社会保险制度专项配套立法进程,强化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适用,用足用好社会保险行政处罚的执法措施,让社会保险尽快走上法律治理模式,为公众构筑好稳定、可靠、有救济的社会安全保障网。

由政策治理到规则治理——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型问题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历史和特殊国情,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具有浓厚的口号治理、政策治理和理念治理色彩,亟须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由口号治理到法律治理、政策治理到规则治理,以及理念治理到制度治理的根本性转变,使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实现法治化和现代化。本文以司法保护为重点,就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型进行反思和探讨。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现实表现、风险挑战与政策治理

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是恐怖主义在网络上的延伸,具体是指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基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等其他特定目的,通过利用网络作为犯罪辅助载体,或把网络作为实施恐怖攻击的目标对象,从而达到制造社会恐慌、人员伤亡或经济财产损失等严重社会后果的恐怖主义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利用网络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服务。维护网络安全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在阐释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的网络与恐怖主义犯罪结合为逻辑起点的基础上,剖析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动向、特征及打击难点的现实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研究起步较晚,政策治理不够完善,国际社会形成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合力还未突破技术等现实困境。梳理并提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政策治理路径,以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全面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学理反思与政策治理

义务教育"择校热"问题是当前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教育公平政策探讨的难点。这一问题集聚了当前公民受教育权利不平等、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现实状况。然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受教育者提供同等受教育机会,使其公平享用优质教育资源。因此,反思择校问题治理政策是解决当前择校问题的关键点,也是关乎教育公平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从教育公平的视角上看,必须重新审视政府的教育公平责任;必须公平分配中央和地方教育财政;必须建立合理的教育资源流动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媒体参与公共政策治理研究

媒体作为政策体制外的一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偏离现象有着重要的治理作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外部机制,媒体主动参与公共政策治理的动机源于公共性驱动和自身发展的内在激励,其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声誉机制和信息传播机制间接实现。实践中,媒体的治理效果会受媒体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政府部门的压力等方面影响。为此,应重塑媒体公共性,形成媒体充分竞争局面,构建政府和媒体的良好互动关系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双减”:教育政策治理的效能提升--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孙绵涛教授访谈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正式贯彻落实。如今,距政策实施已过半年,学界有关“双减”政策的本源探讨、“双减”政策的推行和学理研究进展如何?

政策治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的结构调整

确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方针,是高等教育体系结构调整对多种政策方案遴选的结果。如此选择,从静力学角度分析,是基于高职院校“升格”方案的风险较大,“职教分级制”方案未能回应高校特色发展问题。从动力学角度分析,则涉及议题建构、动员技术等策略性框架,背后更有“知识理性”、“理念”、“权力/利益”等因素影响。政策方案遴选是围绕规则重构的“政治过程”,不能仅从“知识理性”角度简单倡导规划。决策层要为不同方案的平等竞争提供平台,实现不同价值、利益的聚合,提升教育政策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依靠财税政策治理空气污染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研究治理PM2．5的经济政策。马骏对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工业、能源、交通等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仅仅依靠环保类末端治理政策是无法达到减排和治理目标的，必须依靠财税政策来推动治理空气污染。

国际气候治理政策发展、影响及我国应对

作为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两类气候治理政策,碳定价和碳减排补贴易产生出口竞争力减弱、碳泄漏、补贴竞赛等负效应,为此,欧美发达经济体开始探索“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气候俱乐部”。文章对这两种气候治理政策新机制的内涵、积极影响、局限性、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以及两种机制比较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就我国如何加强对国际气候治理政策新机制的合规性应对,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摊贩治理政策的特点和差别

自古以来,摊贩便存在于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摊贩群体不断壮大,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摊贩经济随之成为推动城市商业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即是我国城镇的就业压力不断地加剧。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经济的种类之一,在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摊贩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显露出相应的问题,不同时期的城市管理者也对摊贩治理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中国对摊贩的态度及治理政策不断地改变,这导致了不同时期中国摊贩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文章主要通过总结不同时期我国对摊贩经济的政策特点和差别,从而针对当下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治理效能评估研究

文章立足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时代要求,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历程政策工具基本形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采用国际惯常政策工具分类的概念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实施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3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4位、第1位、第2位。总体而言,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据此,需要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工具体系,提高政策工具的科学性、靶向性等。

基于LDA模型的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主题演进分析

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自颁布伊始距今已有41年(1979—2019年),以此作为研究背景,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运用困惑度计算各个时期的主题数目,使用R软件构建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进行主题标识及关键词强度的计算,研究发现政策内容由单一污染物、污染源主题演变为多污染物、污染源的治理主题;政策工具的主题演变体现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多样化;重要事件驱动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演变。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碳排放交易与气候治理政策选择研究——基于电力行业的分析

本文对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ETS)和财政金融等气候治理政策间的互动进行理论探讨。认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任何与ETS直接或间接互动的气候政策工具都将提高总减排成本,而不会额外增加减排量。对此,在存在碳排放上限前提下,是否采用气候政策工具应取决于能否缓解碳外部性以外的市场失灵,或者能否实现经济效率以外的社会目标。建议制定政策过程中,应权衡长期非效率目标与短期减排成本,在着力解决碳排放交易机制效率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率以外的社会问题。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逻辑及其实践工具——基于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科学制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是有力有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环。文章基于扎根理论,对改革开放的开启至202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85份政策文本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呈现出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治”、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同”、从“分散控制”转向“系统治理”、从“问题导向”转向“战略布局”的演进逻辑,从政策实践工具来看,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导,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比重渐增。

我国算法治理政策法规内容及框架分析

[目的/意义]数智时代算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算法治理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算法治理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各种政策法规的组合搭配,对我国算法治理政策法规现状的分析有助于促进算法健康、有序、繁荣发展。[方法/过程]本文借助Nvivo12质性文本分析软件,以我国12部算法治理政策法规为样本,对其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同时提取概括出我国算法治理政策法规框架。[结果/结论]我国算法治理当前存在缺乏总领性法律引导、主题分布不均衡、行业标准规范不细化、尚无地方专项政策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我国应从提升算法治理“力度—深度—精度—广度”入手,逐步将较为零散的算法治理政策法规聚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算法治理政策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