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股权关联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之影响:基于货币政策波动视角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公司参股金融机构为视角,在宏观经济学、金融股权关联与公司现金持有理论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讨了金融股权关联与货币政策波动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和现金调整速度及金融股权关联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参股金融机构会显著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并加快现金调整速度,且参股比例越高,该效应越明显;(2)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当央行货币政策趋紧时,公司表现出明显的现金累积倾向,现金调整速度亦减慢,反之亦然;(3)金融股权关联能够部分缓冲货币政策波动带来的流动性冲击;(4)金融股权关联和货币政策波动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财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视角的分析

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冲突视角出发,理论分析了财税政策波动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通过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标评价体系,最终利用截面回归和加入时间交互项的面板回归方法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科技含量、产业优化能力、要素生产效率和需求侧支持力度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因素;(2)相较于财政支出政策,制造业发展对税收政策调整更为敏感,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政策波动与各子系统及综合评价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3)政府R&D支出政策的波动在短期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在时间累积效应下作用并不显著;(4)政府一般性制造业事务财政支出政策的波动在短期和时间累积效应下均会促进制造业由"要素驱动"、"数量累积"向"创新驱动"、"质量跃进"转变。鉴于此,应构建"功能型"和"服务型"政府维持财税政策稳定并防止寻租行为滋生。

货币政策波动、产权性质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

选取2006—2014年沪深A股ST公司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趋紧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趋紧不利于企业化解财务困境风险;相较于货币政策趋紧对国有困境企业风险化解的负面影响,非国有困境企业在货币政策趋紧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证据与机制

笔者定量测度我国31个省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使用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借助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财政透明度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透明度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财政信息公开力度在不断加强,但财政透明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单个省份不同年份的财政透明度波动较大,不同省份之间的财政透明度差异较大;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存在负向影响,即随着一个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该地区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下降;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透明度地区和财政政策波动性较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影响更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降低预决算偏差度,从而达到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效果。

强化预算约束是否降低了财政政策波动性?

笔者借鉴Fernandez-Villaverde等(2015)的测度方法定量估测包括中国在内的36个国家2004-2017年间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2014年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的实施作为强化预算约束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借助合成控制法来推断强化预算约束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极大地推高了中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处于较高水平;以新《预算法》为标志的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了中国的预算管理制度约束;预算管理制度约束的加强显著降低了中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充分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最后给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波动、数字金融发展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流动性创造功能的发挥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2季度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考察了在数字金融发展视角下经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结果表明,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会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且主要体现在对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但会促进银行表外流动性创造。基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主要是通过银行降低资本风险承担、资产风险承担和违约风险承担,从而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对于反映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移动服务、研发能力、软件应用和公司治理等水平较高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有所降低。但是对于处在反映数字金融服务总体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水平较高地区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工业利润与货币政策波动相关性研究

研究表明,很多国家的经济运行中都存在着"利润周期",而且还证明了利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以一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重视利润周期的分析。本文就将利润与货币政策联系起来,研究利润波动特征和货币政策变化特征,并将他们的波动联系起来,找出它们波动的相关性。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生产率效应

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复杂多变,贸易环境的变化会对财政政策特征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基于2001—2019年4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及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波动性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该影响效应依赖于贸易开放水平,并会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不断减小,当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该影响效应变得不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逐渐减小,最终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削弱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进而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非税收入规范与财政政策波动性——以中国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为准实验

本文首先借鉴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的方法测度了中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10年1季度—2021年4季度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2017年以来逐步推行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交错型双重差分模型推断非税收入规范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税收入规范能够显著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机制研究表明:非税收入规范能够提升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强化制度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从而提升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从而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

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定量测度了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构建了开放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机理,并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视角考察财政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存在较大波动性;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通过预期渠道导致总产出、消费、投资、出口和劳动雇佣等下滑及价格上涨;封闭条件会低估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金融摩擦会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的影响;在不同的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总产出、投资和私人消费均产生负效应。不同财政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从总产出和私人消费角度看,在基准财政规则下,财政波动性的负效应最小。

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政策波动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本文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政策波动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存在非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引进先进金融资源推动竞争促进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使用又会挤占内资企业金融资源,造成内资外逃和资产价格波动;财政政策波动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溢出效应。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

本文首先通过方差时变模型测度了中国和其他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与6个非OECD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此后借助Hsiao et al.(2012)的反事实框架,利用42个国家与中国的个体相关性,以中国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反事实分析,以此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借助Hsiao et al.(2012)反事实框架、"matrix completion"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财政政策波动性有所降低;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财政政策波动性显著降低,结论具有稳健性与一般性。进一步的回归合成法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和"补偿效应"扩大政府规模这一渠道产生,即伴随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该国政府规模随之扩大,进而降低该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

纳入财政政策波动性的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估算研究

本文在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条件下估算了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支出存在较大波动性,波峰出现在2003年、2009年、2010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财政政策波动性是财政政策调控的一种潜在成本和重要代价,显著降低了政府支出乘数。当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分别为1.099、0.688、1.373,当不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乘数分别为1.304、0.810和1.455,即财政政策波动性使长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5.7%、15.1%和5.6%;财政政策波动性使短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0.7%、8.9%和9.9%。

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原因分析——一种新的契约理论解释框架

中国股票市场频繁出现政策性波动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契约。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化解隐性担保契约造成的制度缺陷和防范风险,应使政府在证券市场的职责逐步从其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责任过渡到制定交易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推进海外资金入市;加快股权分置改革,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建立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规范中介机构行为;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形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多层次证券市场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

中国粮食“政策型”波动及政策转型

中国粮食市场存在“政策型”波动现象,其根源在于“收入”目标、“安全”目标与政策成本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三角动力圈模型”对此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粮食政策转型的目标与方向。粮食政策的转型,就是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切断政策目标结构中的动力连接,结合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建立政策目标分离的、以数量调节为特征的、以最小政策成本为代价的粮食政策框架———“二元”稳定模型。

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

本文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和会计稳健性这三者的联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研究货币政策对现如今市场经济的影响。货币政策和银行信贷间的关系很微妙,货币的涨幅或者下跌都会直接影响银行信贷间的关系。会计的稳健性和企业的成功密不可分,是企业成功的必要保障,所以要想让企业的走向更加有利,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都应重视会计的稳健性。本文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本文的最后将会就保护会计文件性这一问题提出可行性措施。

货币政策波动、内部控制免疫系统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

本文选择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Ordered-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有关财务困境风险形成相关研究的视角,丰富了货币政策和内部控制交互影响财务困境风险的相关文献。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

中国股市具有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中国股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为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而设立的,其产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政府隐性担保契约偏好对股市的干预加剧了股市的政策性异常波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隐性担保契约从股市退出,让市场规律指导股票市场运行走势是稳定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可能选择。

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的原因分析——一种新的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股票市场自成立起,由于制度缺陷等方面的原因,一直具有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阐述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契约”,并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策波动或将引发股市大震荡

宽松的货币环境为资产价格泡沫化孕育了土壤,而政策的波动又会随时挤压泡沫的程度,因而,明年的股市会出现比较大的震荡,但这种政策变动所带来的波动并不改变股市运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