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混合规则的比较研究--基于公众预期视角

在我国央行倡导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背景下,混合规则成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研究对公众预期这一重要因素考虑不充分,亟待完善。基于此,本文将预期细分为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准理性预期,并分别植入混合规则,得到前瞻型、后顾型和前瞻后顾型的货币政策,然后利用DSGE模型对不同规则进行了数值模拟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前瞻后顾型和后顾型货币政策对现实情况拟合得较好,前瞻型货币政策造成的经济波动最大,前瞻后顾型货币政策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因此,前瞻后顾型的混合规则是现阶段我国较合适的货币政策选择。

混合碳政策下的供应链联合减排决策与优化

考虑“碳税+碳交易”并行的混合碳政策,对供应链中上游制造商碳减排和再制造、下游零售商低碳宣传的联合减排问题展开分析。将低碳商誉水平作为状态变量,构建了3种微分博弈决策模型来分析混合碳政策,以及决策模式对成员决策、利润、低碳商誉和碳排放总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现有碳交易政策相比,混合碳政策可以从长期角度进一步激励制造商的低碳行为、提升产品的低碳商誉,但不会影响零售商的低碳宣传水平。此外,供应链决策模式会影响混合碳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政府制定合理的碳税价格,与分散决策模式相比,供应链成员采取集中决策模式能够进一步扩大低碳产品需求、提升环境正外部性。最后,改进的双向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下的多目标混合型规则研究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处于转型当中,表现出明显的“量价”结合及从“量”到“价”过渡的特点。基于此,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多目标性及时变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开放条件下包含产出、通胀、汇率、房价及股价的多目标时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实证分析了1999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1季度“混合型”货币政策对各目标缺口的时变反应特征及调控效果。结果表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较好地刻画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动态轨迹,并对稳定产出、通胀、汇率、房价和股价起到了一定作用;2010年以来,“数量型”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权重不断下降,央行越来越注重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表现出从“量”向“价”转型的特征;除盯住传统的产出和通胀以外,“混合型”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汇率、房价和股价波动作出了反应;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时变特征,在不同时期对各目标缺口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混合型薪酬政策在民办高校的应用研究——基于河南省民办高校的调查

混合型薪酬政策是按照企业岗位或雇员类别或者是总报酬的不同组成依次制定有差别的薪酬水平决策。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而我国民办高校薪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应将混合型薪酬政策运用于民办高校,以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

混合股利政策、企业投融资与股东财富——基于万科A的案例研究

企业投融资与股利分配密不可分,既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文章以万科1992—2014年的数据资料为基础,通过案例研究,探讨混合股利政策是否及如何支持企业投融资,进而影响股东财富。结果发现:持续低派现配合适时高送转能使公司保持充足的现金流量,以便抓住投资机会,实现业务快速增长。同时,合理的混合股利政策有助于公司满足外部融资条件,使之能在增发新股、发行债券、银行借款等之间灵活选择,从而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此外,混合股利政策能适时增加股东的持股数量,并降低其税负水平,实现股东财富长期、稳定增长。

基于混合性的贸易政策选择对中国加入WTO后发展内生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就业压力大的特征,产业选择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对贸易政策的研究多聚焦于内生型与外生型贸易政策争论的现状,通过内生优势与外生优势产业的比较,提出了选择混合型贸易政策的新思路,并借鉴投入产出分析法证明了符合混合型贸易政策思想的内生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较好选择。

混合型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与福利损失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正处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换的特殊时期,对我国当前的政策规则进行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对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引入货币因素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相比泰勒规则,兼具"量"和"价"的双重特征,且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增速关注强度越大,外生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扰动作用越小。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调控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在由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型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键阶段,实施数量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能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维护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了混合型货币政策的二次损失函数,刻画了一组包含混合预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尽可能真实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货币政策逐步转变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特征。最后,将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新凯恩斯IS曲线联立,组成了一个宏观经济的动态系统方程模型,并对混合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调控的框架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均具有显著性;混合型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利率市场化提高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

“混合型”政策创新: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解释框架——以J市“老楼加梯”为例

近年来,以原创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折衷为主要特征的“混合型”政策创新,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常见模式,系统阐释其内涵、情境、动因、策略,有助于丰富我国政策创新的理论谱系。从情境来看,“混合型”政策创新源于创新风险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压力型体制下创新激励与问责风险的并行、相对沉寂的场域下创新信号的释放。创新绩效的竞争驱动、先行地区的示范效应、属地管理的职责归属、创新“收支”的综合考量,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动因。审慎学习与折衷式再生产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基本行动策略,具体包括:在回应百姓关切和上级政府要求基础上基于绩效预期的议题选取、基于创新突破的反复调研、基于风险把控的审慎评估、基于折衷变通的方案设计、基于由易到难的边试边行、基于亮点深挖的对标提炼。

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基于Laplace混合政策模拟

人口增长与集聚为超大城市的发展提供动力,也给其自然资源系统带来极大扰动,使之呈现脆弱性特征;为实现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政府实施了大量调控政策,但因对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的复杂互动难以精确量化,导致超大城市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治理困难重重。基于此,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框架,从政策干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调控政策(如人口调控、技术改进、资源管制等)与人口、自然资源的因果关系,并利用Laplace准则结合决策者风险喜好,模拟混合政策干预对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干预是保证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人口调控政策是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资源管制和技术改进是次要影响因素;随着政策干预强度的增加,由于人口系统安全性和自然资源系统脆弱性的互动博弈,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性逐渐趋于稳定;在Laplace情景下,人口安全性减弱了1.82%,损失不大;而自然资源脆弱性减弱了12.13%,收益较高;最终使得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增强了6.23%。因此,对于超大城市的政策干预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安全性以及自然资源脆弱性,不能顾此失彼,从而最大化人口—自然资源系统收益。

开放经济视角下“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中央银行施行兼顾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且对比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以及“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在新时期下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优劣。研究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有容易定量调控以及趋势性调控方面的优势,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在宏观调控反应速度、反应幅度以及波动性调控方面效果较好。“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具有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的特点,并且通过量价之间的政策互补能够进一步规避单一政策调控过程中的缺陷,在应对经济体外生冲击能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混合型货币政策的评析和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是一种相机抉择和规则相结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出政策实施的原则和手段,以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最优效应。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长三角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分析

[目的/意义]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对解决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难题,推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构建了包括政策工具类型和智慧城市政策子系统在内的智慧城市二维政策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座城市的36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存在强制性政策工具使用过度、法制化程度不高、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创新激励政策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适配性研究

探寻科技创新治理政策工具多元化正当性理论证成,助力国家创新治理能力建设。从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二分法出发,运用无谓损失和信号理论探讨科技创新治理政策在激励/分配侧的匹配与混合以及国内国际层面分层的正当性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纯粹的知识产权和纯粹的非知识产权政策在特定情况下知识产权和非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可以进行匹配、混合和分层,实现不同程度的组合,产生相应的效果。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研究

政策工具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差异化的土地政策,可以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1—2019年间119篇中央层面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总结现有土地政策变迁的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土地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并不均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偏好强制性政策工具,对混合型和志愿性政策工具重视不够;在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中,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差别不明显,没有体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因此,应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区的主体定位,对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进行优化设计。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研究

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并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碳税和碳交易是多年来各国激励碳减排最主要的两大机制。这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它们适当的混合机制可扬长避短,创造出更优越的机制。我们认为,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碳税机制有较低的制度成本(包括建立者一机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监管成本等),在操作性上更简便;而在对市场条件和信息的变化上没有碳交易机制的灵活性强,但从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增加了企业在碳排放决策方面的风险和难度;此外,碳税相对于碳交易是间接的碳减排激励机制,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更直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设计出一种混合碳减排机制,它是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机结合。该混合机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累进制碳税制度,小企业只缴纳碳税;其次,碳交易制度,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对于大企业确定初始碳排放权,对于大企业的超排,将按照高起点的碳税税率加以惩罚。这一混合机制,既考虑了不同企业之间在碳排放权上的公平性,又考虑了机制的效率,并在保障机制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在碳排放决策上的风险。这些正是这一混合机制的优越性所在。我们还探讨了这一混合机制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应注意的若干重要事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探讨可以为政府碳排放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基于微分博弈的政府企业污染控制与最优环境政策分析

在考虑污染容量动态变化基础上,建立了政府与企业间环境政策选择的微分博弈模型,得到排放标准、排污税、排污权交易以及排污税与减排补贴混合政策四种情形下反馈纳什均衡并进行对比分析。结论表明,若企业间减排成本相同,排放标准、排污税与排污权交易具有等价性,且环境效益优于混合政策,仅当环境受到的伤害小于一定值时,混合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才优于其他政策;当企业间减排成本不同时,排污税与排污权交易同样等价,排放标准下的环境效益低于排污税和排污权交易,混合政策下的环境效益最低。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污染容量与社会福利的动态轨迹,为政府有效治理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澳门福利政策转型中的政府角色

在澳门传统的福利政策中,政府承担有限的责任,其角色定位符合传统的"东亚社会政策"模式。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加大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承担,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提供各种普及型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定位呈现出"混合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特点。需要审慎厘定政府在福利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实现"强大而有限"的政府定位,确保社会福利得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碳政策与填埋约束下拆迁与新建废弃物回收网络设计

针对拆迁与新建废弃物回收物流中的模糊性与随机性,研究不同碳排放政策下回收网络的设计。构建以系统利润最大和废弃物填埋量最小为目标的模糊随机规划模型,通过模糊数的期望区间和期望价值对模糊目标与约束进行转化,运用样本平均近似法和ε-约束法处理随机参数并将填埋量目标转化成约束。以青岛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进行算例分析,并使用gurobi求解模型。研究发现,当允许填埋的比例较高时(rL>34%),碳交易政策下系统利润更高;当允许填埋的比例较低时(rL<34%),碳税政策下系统利润更高;当填埋约束严格时(rL=30%),碳排放政策基本不发挥碳减排作用;在混合政策下且无填埋约束时,政府对碳交易价格水平与波动进行调控可以平衡回收网络的碳排放量与废弃物填埋量。

基于NK—DSGE模型的短期最优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分析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构建了包含开放经济模块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比较技术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的结果,分析了数量型、价格型、混合型三种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在我国的适应情况,并基于福利损失的稳态偏离,对比了三种调控模式在实施时的福利表现。结果表明,混合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综合而言更加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更有利于在维持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