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市场失灵与其政策矫正

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陷于困境的制度之源,探讨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政策矫正。研究方法:局部均衡分析和交易费用分析。研究结果: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限制不当以及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残缺提升了市场交易费用,减弱了当事人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供求,影响了交易效率,降低了社会福利。研究结论:必须"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在明晰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权利,从消除制度障碍、明晰土地产权等角度克服中国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瓶颈。

农地向企业大规模流转的隐忧及政策矫正建议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向企业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隐忧,对国家的"促进企业租地发展农业"政策及"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扶持"政策提出修改意见,以供各级政府决策时参考。研究方法:现象溯因法,实地调查法。研究结果:多数企业的租地经营农业行为只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不仅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无多大益处,而且未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发展出现衰退。研究结论:国家必须调整对租地营农企业的定位,减小扶持力度;同时通过加大对农业大户的扶持和建立民间盈利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措施,降低农民对其的依赖。

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试析杜文秀的政策矫正和族际矛盾之调解

杜文秀起义是云南近代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历代农民起义对社会造成破坏都是难免的,滇西回民在起义初期也不例外。在成为起义军领袖之后,杜文秀及时地作了政策矫正,消弭了民族矛盾,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成为领袖之前与之后的作为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学界研究似乎较少注意到,更缺乏研究。如果没有杜文秀对民族矛盾的调解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执行,就不会有滇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坚持起义军政权18年的辉煌历史。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杜文秀,其思想认识、政策方针对起义所能取得历史成就,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很有研究的价值。

社会救助政策及其执行缺陷的矫正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施行,推动全国各地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受灾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大病救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同时也发现政策及其执行中还存在低保福利依赖、支出性贫困被忽略、低保救助信息难以共享、没有激活社会力量参与以及救助"负激励"因素等。这些现象比较具有普遍性,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予以重视并采取相应的矫正举措。

改革中扩张的政府支出规模——假说检验与政策矫正

文章使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FEOLS、SYS－GMM、LSDVC、IV、2SLS方法实证考察了我国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偏向，发现：（1）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有非线性影响；（2）“粘蝇纸效应”在长短期均显著存在，“瓦格纳法则”仅短期存在，“利维坦假说”仅长期存在。为此，文章从政府机构改革、转移支付、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区域发展五个方面提出了纠正政府支出规模不良扩张偏向的政策建议。

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

我国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政策,是一项以释犯群体为执行对象的公共政策。该政策以司法效率化、行刑社会化、刑罚报应论为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该政策的实质是司法矫正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论文从释犯社会权利保障角度,运用充权理论进行分析,描述了该政策试点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释犯失权状况,提出了对释犯进行政策性充权、行政性充权和个人充权的设想与建议。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策略:系统的观点

如何全面控制和矫正教育政策执行偏离,以实现教育政策目标,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持续发展,是当前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系统分析为此提供了一种新兴研究途径。建构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系统分析模型,可以发现教育政策执行偏离受教育政策问题确认、教育政策规划与决策、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教育政策目标群体、教育政策执行工具以及教育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预防与矫正教育政策执行的偏离可采取以下策略:科学界定教育政策问题,提高教育政策质量;注重利益平衡,协调利益矛盾;选择恰当政策工具,提升政策效益;加快教育制度创新与供给,建构克化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制度框架。

论财政政策改革与贸易经济效益的提高

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受传统财政政策诱致而导致大量利益流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财政政策改革来减少外贸行业利益流失的建议,以进一步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

社区矫正中人身危险性理论适用探究

社区矫正这一政策规定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有着直接关系,有危险性就会有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且会影响到小区的居民正常生活和运作,在社区矫正中重点关注对象就是其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的关注,是规范小区具体管理也是刑法和宪法的具体要求,在关于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实施过程中对其对象的管理模式较为单一,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不足,所以针对这一现状,有关部门应该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进行管理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得到运用。

未成年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以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切入点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未成年人保护法》《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法律实务部门都心照不宣的将未成年犯罪刑事政策与普通刑事政策区别开来。本文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相关理论,将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作为视角和切入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若干问题和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正确理解我国未成年刑事政策的丰富内涵。另外,深层次解读我国未成年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矫正政策,同时梳理国外未成年犯罪之刑事政策,通过分析这些政策的特色与价值,从立法、司法以及社会矫正三个层面为减少未成年犯罪提供拙见。

论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及其矫正

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以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为基础。分析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的表现,剖析政策失灵的原因,进而从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强化公共政策的执行,提高目标群体理解公共政策的能力,完善的公共政策监督机制,改善政策环境等方面入手提出矫正对策。

房地产开发热背景下的农业弱质化分析

当前,房地产开发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日趋加剧并成为利益博弈的焦点。在房地产开发的压力下,中国农业已显现出弱质化。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与耕地保护方面的均衡问题,统一政策口径,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收入再分配公正视域下的政策决策矫正路径探析

收入分配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初次分配相比,收入再分配则是由矫正初次分配不公正达到实质公正的重要路径。分配政策制定设计应该遵循维护代际公正、守住伦理公正、坚持激励公正和促进发展公正的基本理念,分别制定相对应的政策内容和政策目标,构建和谐社会总体公正理念引导下新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政策创新体系。在具体再分配政策决策设计层面,提出了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回应决策机制、塑造合作共赢的政策协同管理机制,构建弹性灵活的政策过程调适机制以及完善严密科学的政策评估反馈机制的基本框架。

公平的多维释义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践反思

公平一词具有多维涵义。经济公平、法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具有同一性。社会公平才与效率构成矛盾统一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践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过不少偏差。现在,理论界都在诘问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这些年来,对经济公平、法理公平的维护也有不力之处,并在一些领域造成了机会不均等、规则不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收入差距,才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危害。据此,展望今后的实践,在微观层面,即私人资源配置和初次分配领域,应更加信任市场机制,进一步追求经济公平和法理公平,以继续催化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在宏观层面,即国家资源配置和二次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职能,适度打破经济公平和法理公平,以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