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基于专家调查法的探索性研究

高层次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有重要驱动作用,近年来各地频频出台高层次人才政策,这些政策的竞争力如何值得探究。以政策竞争力评估为切入点,以陕西为例,在梳理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服务等方面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基于专家调查法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以区域环境竞争力、政策支持竞争力为一级指标,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发展性因素、福利性因素为二级指标,以人均GDP等16个因素为三级指标的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为中部和西部省份人才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政府干预与政策竞争 :欧盟阻止船舶移籍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英文)

从政策选择上对如何阻止长期以来困扰国际海运业的船舶移籍问题进行探讨 .基于对国内外船舶移籍现状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 ,深入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在阻止船舶移籍方面所采取的政府干预与政策竞争策略 ,指出了中国改善船舶移籍状况的政策取向 .

发展中东道国吸引FDI的政策竞争及其启示

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发展中东道国的政策竞争,以财政激励手段为主,同时辅以一定的规制政策竞争,而较少使用金融激励手段;大多数政府之间的激励政策竞争,都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流入发展中东道国的FDI的绝对数是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发展中东道国在吸引FDI方面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确保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作用的发挥。科学的竞争政策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完整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通过公平竞争激励创新推进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协同产业政策推动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竞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阻碍,不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地方保护主义对竞争政策价值优先原则抵制与忽视;传统竞争政策理念使竞争政策普遍适用性打折扣;产业政策强势对竞争政策独立性和权威性形成制约。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更好发挥竞争政策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用,提出需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其配套措施,更新理念和做法提升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的适用性,进一步推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商标法实现竞争政策功能的阻却因素及其抑制路径

商标法既是财产法,也是国家实施竞争政策的制度工具。一方面,商标法以促进公平有效市场竞争为最终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商标权又在其资本属性驱动下不断扩张,使得商标法某些时候具有反竞争意义。基于此,商标法实施国家竞争政策的进路呈现出迂回性和渐进性。商标资本的趋利性、物权观念的影响、立法预见性的不足以及商标权利边界的模糊性等因素,都可能使商标法的发展间或偏离竞争政策方向。对此,权利限制、司法衡平和各国商标立法的协调与统一则成为抑制上述因素的有效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竞争政策与执法的思考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始终遵循演进式、生态化、偶发性的创新规律,需要市场环境促进系统性创新,并通过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保障耐心资本对创新的投入。我国应以发展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为契机,一是落实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法治保障,将“政策推动”更多转化为“市场驱动”;二是优化立法及实施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边界清晰、可预期性强的监管规则适用标准,进一步发挥反垄断法的潜在作用;三是顺应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高度国际化特点,高标准对接国际规则,在为我国产业发展创造广阔空间的基础上,增强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话语权。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视域下我国体育场馆运营规制变革的取向与路径

竞争政策作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党的十八大后被确立为基础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我国体育场馆运营机制改革初步实现结果意义上的市场化,但尚未实现行为与过程意义上的市场化。行政垄断等排斥、限制竞争的现象仍较为严重,歧视性市场准入导致场馆市场分割,政府规制越位压制自主经营空间,政府规制低效增加制度变革成本。新时期,场馆市场规制亟需实现从管控性规制向竞争性规制的重大转型,将竞争纳入规制框架体系,推动场馆规制方式从选择性转向竞争中性,规制流程从事前审批转向后置监管,规制工具从命令控制型转向市场激励型。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以深化管办分离为核心培育竞争主体,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为核心清除制度壁垒,以实施竞争倡导为核心破除观念束缚,以提升竞争执法能力为核心加强组织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政策协调与制度创新--基于竞争政策的视角

加快推动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定位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的先行落地,有利于促进大湾区先行先试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新制度安排,有助于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益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前提与重要任务。因此,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完善保障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高标准制度体系,完善协同监管体系,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湾区大市场。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法律建构

从以产业政策为主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旨在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作用,确保其他政策与竞争政策保持一致。以一种干预约束另一种干预,意味着反垄断法实际地位的提升与作用的拓展,必须依赖于宪法的权威;同时又不能逾越宪法的授权,避免将其推至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当削弱其他政府干预。这一命题准确的法学意蕴,在于以竞争为导向的跨部门法的法秩序重整。从基本权利保护到尊重私法自治,再到考虑政府干预的经济合理性,最终着眼于确保经济秩序的整体正确性;在与宪法、民法、行政法的对话中,反垄断法回归到“经济性宪法”的地位,形成对其他公共政策的制约。有效落实这一顶层设计,需要基于反垄断法,又必须超越反垄断法:需要以反垄断法的理念、标准和工具统领整个监管体系的构造;更需要以其他法律弥补反垄断法的局限,共同为维持和强化竞争创造条件。

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政策的宏观效应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价值和使命

公平竞争政策也称竞争政策,是维护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政策法规体系,也是国际社会愈加关注的焦点。我国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竞争政策在国家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建立,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目前,国际竞争格局更为复杂,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迫切需要不断提升对竞争政策的理解认识,丰富政策内涵、创新政策工具,突出竞争政策的宏观效应和全局影响,将竞争政策纳入宏观政策框架,以竞争政策推动发展、推动创新、推动改革、推动开放、推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和使命。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作为一项顶层设计,在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总则中具有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用竞争政策来评判、约束和协调其他经济政策,在国家经济治理层面一致性地最大程度保护和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为此,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既是约束企业竞争行为的基本前提,又是提升政府监管水平的核心举措,更是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关键步骤。

竞争政策与大数据平台设计与实现

【目的】为营造公平、高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全面支撑市场监管与执法工作、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需要构建竞争政策与大数据平台。【方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围绕统一市场监测数据中心、统一市场交易监测平台、统一执法辅助体系三个目标和高效协同的市场交易治理体系,推进市场交易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重塑性变革。【结果】成功构建了一个竞争政策与大数据平台,其中包括开发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电子取证固证系统及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系统三个子系统,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数据不协同、不统一等问题。【结论】竞争政策与大数据平台可有效维护全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为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提供更直接的科技信息支撑,为行政执法部门提供更高效的市场监管执法手段,为创新主体提供更权威、更优质的专利信息服务。

我国省级政府体育产业政策竞争力研究

为了推动地方体育产业发展,探寻体育产业政策在省级政府制定与执行中的具体效果差异,研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对403份省级政府体育产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结论:长三角地区的政策全面且操作性强;京津冀及华北地区政策较完善,但仍有提升空间;华东地区除山东省外,政策竞争力较强;西北地区以甘肃省为领先,但需进一步提升;西南地区的贵州、西藏政策相对薄弱,可通过学习与合作提升竞争力。各地可借鉴成功经验,通过区域间的学习与合作,提高体育产业政策的竞争力,共同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哈尔滨市开展2024年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现场宣传活动

2024年9月11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分别在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地铁站和中华巴洛克街区地铁站举行2024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现场活动,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致力于宣传公平竞争法律政策,增强市场经营主体和公众对竞争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法治推进——以规范消费券政策实施为引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建构。以上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涵与实施目标的认识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仍存在政府对市场主体过度干预、在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中忽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及因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产生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等现象,这在目前地方政府消费券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此,需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推进为抓手,廓清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厘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之内涵,明晰公平竞争审查旨在实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目标,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持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竞争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作为竞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反垄断法》可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反垄断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能有效规制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垄断法》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管制的信贷资源分配“歧视”,提升企业融资便利性,倒逼企业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优化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对国有企业、低成长性企业、僵尸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的竞争政策评估

2020年底我国提出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政策,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高潮,各类主体趁机推出多部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根据执法运动的实效,2022年年中我国及时调整监管政策,转向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必要评估这些指南的存续价值。通过分析两份典型指南揭示出,这些指南存在严重缺陷。由于缺乏清晰的垄断行为分析框架和对竞争损害的关注,这些指南导致反垄断法的边界过度扩张。由于对商业行为、市场规律、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反垄断法体系性认识不足,这些指南过度敌视正常商业行为。这些指南还对平台经济及其独特事实性特征认识不足,导致调整对象不明确、对特殊竞争关切的分析缺位。鉴此,我国应当重新考量相关指南的作用与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是其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这就需要公平竞争制度或者竞争政策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顶层设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环节,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基础保障,引导和激励企业反垄断合规是必要举措。这些方面构成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政策体系演变逻辑与主要趋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后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产业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将中国塑造成为有竞争力经济体的重要工具,对内激励竞争和对外强化安全成为产业政策新目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厘清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竞争政策之间的融合、协调、退出与重构等关系,统合探究各类政策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提出在多元化政策目标下,中国要打出一套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互协调、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让位于功能性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由激励科技创新链条的后端向前端突破侧重、重大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政策“组合拳”,并提出通过建立多层次政策协调机制、健全产业政策的全流程治理机制等举措完善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