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基于专家调查法的探索性研究

高层次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有重要驱动作用,近年来各地频频出台高层次人才政策,这些政策的竞争力如何值得探究。以政策竞争力评估为切入点,以陕西为例,在梳理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服务等方面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基于专家调查法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以区域环境竞争力、政策支持竞争力为一级指标,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发展性因素、福利性因素为二级指标,以人均GDP等16个因素为三级指标的高层次人才政策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为中部和西部省份人才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政府干预与政策竞争 :欧盟阻止船舶移籍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英文)

从政策选择上对如何阻止长期以来困扰国际海运业的船舶移籍问题进行探讨 .基于对国内外船舶移籍现状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 ,深入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在阻止船舶移籍方面所采取的政府干预与政策竞争策略 ,指出了中国改善船舶移籍状况的政策取向 .

发展中东道国吸引FDI的政策竞争及其启示

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发展中东道国的政策竞争,以财政激励手段为主,同时辅以一定的规制政策竞争,而较少使用金融激励手段;大多数政府之间的激励政策竞争,都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流入发展中东道国的FDI的绝对数是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发展中东道国在吸引FDI方面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商标法实现竞争政策功能的阻却因素及其抑制路径

商标法既是财产法,也是国家实施竞争政策的制度工具。一方面,商标法以促进公平有效市场竞争为最终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商标权又在其资本属性驱动下不断扩张,使得商标法某些时候具有反竞争意义。基于此,商标法实施国家竞争政策的进路呈现出迂回性和渐进性。商标资本的趋利性、物权观念的影响、立法预见性的不足以及商标权利边界的模糊性等因素,都可能使商标法的发展间或偏离竞争政策方向。对此,权利限制、司法衡平和各国商标立法的协调与统一则成为抑制上述因素的有效路径。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视域下我国体育场馆运营规制变革的取向与路径

竞争政策作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党的十八大后被确立为基础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我国体育场馆运营机制改革初步实现结果意义上的市场化,但尚未实现行为与过程意义上的市场化。行政垄断等排斥、限制竞争的现象仍较为严重,歧视性市场准入导致场馆市场分割,政府规制越位压制自主经营空间,政府规制低效增加制度变革成本。新时期,场馆市场规制亟需实现从管控性规制向竞争性规制的重大转型,将竞争纳入规制框架体系,推动场馆规制方式从选择性转向竞争中性,规制流程从事前审批转向后置监管,规制工具从命令控制型转向市场激励型。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以深化管办分离为核心培育竞争主体,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为核心清除制度壁垒,以实施竞争倡导为核心破除观念束缚,以提升竞争执法能力为核心加强组织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政策协调与制度创新--基于竞争政策的视角

加快推动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定位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的先行落地,有利于促进大湾区先行先试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新制度安排,有助于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益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前提与重要任务。因此,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完善保障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高标准制度体系,完善协同监管体系,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湾区大市场。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法律建构

从以产业政策为主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旨在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作用,确保其他政策与竞争政策保持一致。以一种干预约束另一种干预,意味着反垄断法实际地位的提升与作用的拓展,必须依赖于宪法的权威;同时又不能逾越宪法的授权,避免将其推至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当削弱其他政府干预。这一命题准确的法学意蕴,在于以竞争为导向的跨部门法的法秩序重整。从基本权利保护到尊重私法自治,再到考虑政府干预的经济合理性,最终着眼于确保经济秩序的整体正确性;在与宪法、民法、行政法的对话中,反垄断法回归到“经济性宪法”的地位,形成对其他公共政策的制约。有效落实这一顶层设计,需要基于反垄断法,又必须超越反垄断法:需要以反垄断法的理念、标准和工具统领整个监管体系的构造;更需要以其他法律弥补反垄断法的局限,共同为维持和强化竞争创造条件。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法治推进——以规范消费券政策实施为引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建构。以上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涵与实施目标的认识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仍存在政府对市场主体过度干预、在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中忽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及因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产生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等现象,这在目前地方政府消费券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此,需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推进为抓手,廓清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厘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之内涵,明晰公平竞争审查旨在实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目标,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持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竞争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作为竞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反垄断法》可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反垄断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能有效规制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垄断法》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管制的信贷资源分配“歧视”,提升企业融资便利性,倒逼企业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优化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对国有企业、低成长性企业、僵尸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的竞争政策评估

2020年底我国提出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政策,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高潮,各类主体趁机推出多部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根据执法运动的实效,2022年年中我国及时调整监管政策,转向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必要评估这些指南的存续价值。通过分析两份典型指南揭示出,这些指南存在严重缺陷。由于缺乏清晰的垄断行为分析框架和对竞争损害的关注,这些指南导致反垄断法的边界过度扩张。由于对商业行为、市场规律、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反垄断法体系性认识不足,这些指南过度敌视正常商业行为。这些指南还对平台经济及其独特事实性特征认识不足,导致调整对象不明确、对特殊竞争关切的分析缺位。鉴此,我国应当重新考量相关指南的作用与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是其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这就需要公平竞争制度或者竞争政策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顶层设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环节,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基础保障,引导和激励企业反垄断合规是必要举措。这些方面构成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政策体系演变逻辑与主要趋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后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产业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将中国塑造成为有竞争力经济体的重要工具,对内激励竞争和对外强化安全成为产业政策新目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厘清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竞争政策之间的融合、协调、退出与重构等关系,统合探究各类政策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提出在多元化政策目标下,中国要打出一套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互协调、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让位于功能性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由激励科技创新链条的后端向前端突破侧重、重大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政策“组合拳”,并提出通过建立多层次政策协调机制、健全产业政策的全流程治理机制等举措完善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政策体系。

以国企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取得成效的制度基础。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强化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益于国有企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构建有效竞争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关键前提、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有益于践行竞争中性原则。以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策体系完善升级;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确保竞争政策面向市场主体的普惠性;构建特殊行业和领域豁免制度,分类推进国有企业纵深改革;差异化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切实保障民营企业有效分享改革收益。

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作用

新兴产业建立在前沿科技突破的基础上。目前新兴产业正处在成长时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新兴产业对于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政策的倾向和引导。本文先分析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征,其次探讨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作用。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新兴产业发展中结构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有所帮助。

域外经济体实施竞争政策推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或经济体无一例外都建立了统一大市场。域外经济体的实践经验表明,竞争政策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是我国市场仍大而不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定型。在借鉴其他经济体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应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实际国情,坚持问题导向,以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为核心,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市场规模、利润侵蚀和争取多产品跨国企业的政策竞争

本文考虑两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为争取一家外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FDI)而进行的政策竞争。两国拥有不同的市场规模,跨国公司生产两种水平差别化产品。文章证明:均衡时跨国企业的FDI选择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marketsize effect)、两种产品间的利润侵蚀效应(cannibalization effect)和两国FDI补贴政策的共同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得到了政府间FDI竞争的福利含义。特别地,本文还证明了:两国福利可能因参与FDI竞争而获得帕累托严格改进,或者发生帕累托严格损失。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的法律构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能够实质性地推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手段,两者存在联系的同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需要构建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坚持以公平竞争政策为基础,全面实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加强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会商,建立审慎使用的产业政策工具目录;实施产业政策适用例外规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防止排除、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出台;探索实施公平竞争后评估制度,及时修订废止排除、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的水平深度指标,并将条款划分为四类,构建监管、合作、“横向原则”和国有企业四项指标,采用2002-202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水平深度对于中国企业OFDI成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总深度提升能够促进中国企业OFDI,分项来看,监管和国有企业水平深度提升不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而合作水平深度会促进中国企业投资,“横向原则”水平深度则无明显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水平深度对于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的OFDI更为显著,是否是“一带一路”国家并无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供参考。

基于以目标为中心情报分析方法的美国科技竞争政策研究

当前中美之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颁布的一系列科技壁垒政策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面对此困局,有必要开展美国科技竞争政策研究。基于以目标为中心情报分析方法,构建“目标—问题分解”模型,从体系结构、经验手段、内容特点以及威胁应对4个方面,整体分析美国科技竞争政策的战略逻辑和实施维度,为我国有效应对美国科技遏制、开展科学决策等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