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 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政策约束导向下的科研劳务薪酬管理

科研经费管控是当前高校经费监管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科研劳务费问题一直是科研经费管理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科研经费案件的屡屡曝光使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科研劳务费提取与发放如何科学合理设置,充分体现科研人员智力价值,以调动科研人员研究积极性,逐渐成为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核心问题。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的模式比较及政策约束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财务重组既是改革的起点,也是制约其后续改革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损失承担与资金注入主体的变化为切入点,对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模式及其变迁作了比较制度分析,思考了其政策约束效应。本文的结论是在财政部和央行交替主导四大行财务重组的背景下,由于重组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好银行/坏银行"模式的实际效果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并非实质完成。这已成为利率市场化、银行运营市场化及AMC转型等金融改革的现实约束因素。

论股份经济中企业家行为的政策约束

企业家行为目标和股东目标存在着不一致性,因而约束企业家行为具有必要性。现代股份经济中股东对企业家的约束力已趋于削弱,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已转归企业家集团,据此考虑,中国在股份制改革中应当对企业家行为实行政策约束。

独董比例、政策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浮现,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的焦点。本文立足于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环境保护、社会公益7个方面,选用指数法、内容分析法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从公司治理因素、政策约束因素、公司特征因素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0家公司的2013年手工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例、政策约束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内部治理环境与外部治理环境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相依索赔下受VaR及政策约束的最优保险投资

在索赔风险两两拟渐近独立且正则变化尾的假定下,以VaR度量整体风险(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兼顾政策约束,研究最优保险投资问题.以终期期望财富最大为目标,利用破产概率的渐近结果得到了近似的最优策略,并结合数值案例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相依风险的复杂性,在最优策略的求解条件中,需明确限定索赔重尾指数;当保险公司合理设置风险水平时,最优策略可以最大化终期期望财富;在风险水平设置偏高时,监管比例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

股份经济中企业家行为的政策约束

一 我们这里说的企业家指的是从事战略经营的董事长和日常经营的总经理。有人说董事会产生于股东大会．董事长受董事会的推举，总经理由董事会选聘，他们的一切利益均与企业的发展相联系，因此企业家的行为目标和股东目标应当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逻辑推论中的合理成份，但只要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认识的肤浅性，事实上，只有股东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企业家行为动机的多元性以及企业家报酬来源的二重性都会导致企业家行为目标偏离股东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建筑节能中“软政策约束”问题成因及对策

针对目前建筑节能法规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筑节能管理中存在"软政策约束"问题。对"软政策约束"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建立"软政策约束"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完善建筑节能法规及制度,推进建筑节能管理机构改革和人员素质提高,并建立独立机构对建筑节能管理部门进行督察,是解决建筑节能中"软政策约束"问题的有效办法。

附加政策约束条件投资决策对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分析——来自房地产行业数据

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在引入外部政策约束和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条件下,研究企业投资决策对公司盈余管理的边际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系统风险及相关财务指标变量及非政策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政策对其盈余管理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引入政策因素约束之后,政策因素对盈余管理影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非政策约束条件下的投资决策对盈余管理边际影响的结构和趋势。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困境:政策约束及内在机理——基于Z市的调查

在新时代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培育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现实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在具体生产经营过程中依然面临困境,中央专项政策和一般政策、央地政策、地地政策之间的冲突是制约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困境的政策约束背后有其内在机理。整体来看,地方政府为维护局部利益,往往最大程度解释中央政策,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脱节;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将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政策放置于本地宏观政策体系中进行通盘考虑,导致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政策重视程度不够。另外,诸多地方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发展指标,优先扶持精英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忽视普通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加剧了地方政府、精英新型职业农民和普通新型职业农民间的利益博弈,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发展受到限制。总体来看,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发展,应侧重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上下级地方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和新型职业农民间关系,维护多方主体利益。

政策约束、环保知识与新疆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垃圾分类处理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城”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新疆1246份城市居民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环保知识和政策约束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掌握越多的环保知识,则垃圾分类意愿越强;政策约束力度越强,则垃圾分类意识越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执行措施的政策约束力更为明显和有效。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加大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制定完备科学的法律法规和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等对策建议。

政策约束下的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生产决策分析

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再制造商构成的市场中,考虑消费者对于制造商的新产品、再制造产品以及再制造商的再制造产品都有着不同支付意愿的情形下,研究立法机构在制定制造商应回收处理新产品最低比例的约束情形时,对于企业收益、消费者剩余、环境效益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回收比例升高,会降低制造商新产品产量并提高其价格。同时,提高回收比例也可能会降低市场上的再制造产品数量。此外,环境效益与最低回收目标正相关。数值分析表明,当消费者对于再制造产品的支付意愿越高时,则社会福利越高。通过与回收基金政策进行对比,制定最低回收率对环境效益提高作用更显著。

基于政策约束下的科研劳务薪酬管理分析

近些年来,企业对于科研工作越来越重视,在科研工作方面所投入的经费也在逐步加大,科研劳务费用是科研经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各项约束政策及监管制度的相继出台使得企业科研劳务费用管理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均出现较大变化,导致科研劳务费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科研经费事件屡次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加强企业科研劳务薪酬管理,充分发挥薪酬管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积极调动其科研热情,成为当前企业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课题之一。

碳限额政策约束下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两级供应链协调

一、引言 近三十年来，世界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资源的迅速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不断增加，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失调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关注的重点。

政策约束下基于风险调整报酬率的保险投资策略研究

当前关于保险投资策略的研究,或者过于关注收益,在公司可承受的风险边缘投资,或者没有全面考虑保险营运的动态过程,亦或者没有考虑监管部门的政策限制。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构建了政策约束下,基于经风险调整的报酬率和VaR限额的保险投资决策模型,得到最优的保险投资可行范围,为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提供了自由空间;同时,通过对临界最优点关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赔付状况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到了均值-VaR有效前沿的变动趋势。结合案例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虽然投资策略的改变能够减弱承保方面的不利冲击,但是投资收益的增加难以补偿承保收益减少导致的负面效应,可见,保持承保状况的平稳性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意义重大。

交易费用与政策约束下集体林权改革的产权激励作用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农户林业经营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交易费用视角探讨分权改革对农户林业经营的激励作用。理论模型表明,林权私有化有利于提高集体收益,而外部选择和交易费用弱化了林权下放对农户的激励作用,产权下放可能无法对林农形成有效激励。采用福建、贵州两省的问卷调研数据,构建包含地区变量的Logistic模型检验假说,研究发现:明晰产权对林业经营确实存在明显的经营激励作用;林业市场条件较好促使农户积极经营;未加入地区变量时政策约束与林业经营状况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加入地区变量后相关关系消失。最后,提出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政策,将民众参与纳入政策制定与执行,加强条块协调的政策建议。

竞争还是普惠?——政府激励政策选择与企业创新迎合倾向政策约束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助推着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存在着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迎合和宏观层面科技创新质量不高的窘境,这令我们反思政府科技政策的执行力及对企业创新的引导性是否受到企业逆向选择行为因素的"牵绊"。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7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外生条件对创新迎合倾向的存在性进行判定,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创新迎合倾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政策的竞争与普惠视角,分别探究创新迎合背景之下,政府财政补助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以及创新迎合倾向对这两类政策的约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创新迎合倾向,且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2)两类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前者效果更明显;(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受到企业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而政府财政补助不易受到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本文的研究为微观主体创新迎合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创新激励政策、实现我国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孩”时代,如何解决人口增长与政策约束的矛盾

“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给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与独生子女的教育相比，“二孩”后的教育生态将更为健康，对于培养更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谋划好“二孩”时代的教育发展，特别是主动迎接入学人口高峰带来的挑战，是苏州教育“十三五”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