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政策试点:运行模式、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政策试点是打破改革困局和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方式,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需要继续发挥政策试点桥头堡和探路石作用。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整理体育产业政策试点典型案例,提炼体育产业政策试点运行模式,剖析问题与困境,探究新征程中体育产业政策试点优化方向和实施路径。研究认为,体育产业政策试点是在局部地区探寻不确定中的确定性政策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指定试点模式、授权试点模式、开放试点模式和自主试点模式。当前,体育产业政策试点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实施环境有待优化、组织保障尚需完善、推广机制仍需健全等。面向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政策试点功效,需要优化政策试点的环境、完善政策试点的过程化管理、健全政策试点的推广机制。

城乡融合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及其优化研究--以J区试点为例

政策试点在创新突破中又面临着路径依赖的风险,需要对路径依赖进行突破。本文运用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揭阳市J区政策试点情况进行调研,并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构建形成路径依赖自增强的分析框架。发现J区在政策试点创新过程中落入思维局限、资源依赖、评价体系守成的“路径依赖”陷阱中。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创新失误的包容性缺失、科层制下的协同不足和政策创新动力要素与约束要素的博弈共同作用是重要根源。为了破解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应在意识层面摆脱主观依赖,在执行过程中建立容错机制,在参与主体上强化多元协同效应,在评价导向上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时空互置:政策试点推动制度创设的一种机制——以中国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制定为例

政策试点是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也是理解“中国之治”的关键。现有研究虽从类型学、动力机制与政策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仍无法有效解释政策试点为何被各级政府大量采用,以及试点促进政策制定的一般性机制是什么。结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及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时空压缩”特征,政策试点的“时空互置”机制成为资源有限条件下进行政策创制的有效方式。时空互置理论包含“时间换空间”和“空间换时间”两种机制。整体上,政策试点通过局部试点效果推动政策扩散,以及在焦点事件等推动政策窗口开启时缩减决策过程,从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动政策出台。“空间换时间”机制则在于通过试点直接打开局部的政策窗口,推动局部空间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局部政策创制又通过反馈机制加速整体范围内政策窗口的来临,从而实现“空间换时间”。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试点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首先,儿童福利领域的政策试点推动了政策的扩散,在焦点事件发生时更容易出台完善的政策,从而实现“时间换空间”。其次,政策试点本身打开了机会窗口,使得即使在整体试点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局部试点依旧能够取得成功。虽然政策试点与焦点事件的出现、行政机构的调整、法律法规的出台等交织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创设,但相比而言时空互置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能够有效解释政策试点作为“中国之治”的一般性规律。

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能否引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优化?

县域信贷资金需求对金融资源缺乏吸引力,导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低效。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蕴含巨大内需潜力,因此,以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县域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引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机构网点规模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机构类型多元化和存贷比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伴生的金融价值和融资需求在引致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人口净流出县更为明显,在粮食主产区县域被削弱。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快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政策推进对金融资源发挥可持续性的引致效应、重视金融机构在新型城镇化产业融资方面的作用等政策建议。

政策试点成功的评判标准与发展路径——基于常州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的案例研究

政策试点是中国特色的一项治国理政策略和政策工具,在我国基本形成了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促面→逐步推广的政策推进路径。通过构建对政策试点是否成功的评判框架,对常州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的试点行为进行分析,提取出可供复制推广的发展路径。

结构任务视角下驻点帮扶推动政策试点的作用机理分析

我国公共治理创新发展过程中试点与驻点的链接方式主要表现为制度型链接、目标型链接和资源型链接三种模式,将驻点帮扶嵌入政策试点,就是通过高层级政府向基层委派驻点干部进行“人员赋能”的过程,其试图通过“资源赋力”与“人员赋能”的结合,实现人员与资源在试点场域的“双投入”试图解决单纯资源倾斜模式下试点资源被挪用、滥用的问题,以驻点推动试点政策落实。

房屋养老金政策试点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今年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就如何加快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提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三项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并宣布上海等22个城市正在进行上述政策试点。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试点——推广”的方法论视角

中央通过政策试点带动各项改革工作,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发现,我国政策试点通过“价值目标—工具选择—制度推广”的内在逻辑达成统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方向引领—技术支持—成果反哺”的机制保障政策试点推动逻辑的可行性。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的探究回答了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宏观上对政策试点何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般性解释。

来自顶层的设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委会议的政策试点(2013-2022)

新时代的中国改革之路已走过十年征程。这一时期,以中央深改会议为代表的顶层设计无疑是最具标识性的创举,政策试点则是应用最为普遍的策略工具。从中央深改会议试点看我国全局化改革图景,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在近十年实践后有了进一步深度下沉:一方面原始变革冲动有所消解,另一方面改革所面临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与时滞性更强,利益固化程度或利益诉求冲突更严重。总体来看,目前改革仍以创新创造为重,政策制定与落实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因此,我们应坚定“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的信念决心,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政策实践,推动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持续深化。

中国政策试点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政策试点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历程的关键线索。已有文献较少对中国政策试点的整体逻辑进行提炼。本文基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解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政策试点的历史脉络,区分政策试点不同时代的典型特征;探讨“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理论谱系;提炼“权威引领的政策试点”“府际互动的学习网络”“多样化的试点模式”“适应性的政策制定”的实践逻辑。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具有内在统一性,共同揭示了中国政策试点的独特机制:议题驱动的强化学习、高位驱动的专项授权、评价驱动的经验吸纳、注意力驱动的创新迭代。推动政策试点的持续发展,既要总结历史规律,建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试点理论,也要从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汲取新知识,回应时代性的重大改革议题,更有效地发挥政策试点在全局性改革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基于2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政策实施机制。囿于我国现实情况纷繁复杂,因而政策试点存在结果差异。本文选取我国20个政策试点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在“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执行”的框架下探究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政策试点出现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根据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结果政策清晰、中央媒体报道、地方政府构建领导小组或协作机制是政策试点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条件组合的基础上概括出政策试点成功的三种模式,即政策推动型、资源依赖型和诉求导向型。最后引入“输入-过程-输出”模型阐释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生成机制。

县域城乡融合政策试点的实践困境与进路反思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主战场。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运用访谈等研究方法,以广东城乡融合试点市县为对象,探讨城乡融合政策试点的推进状况。研究发现,广东城乡融合政策试点在推动要素流动、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重视不够、目标统合难、制度束缚、资金困难、监督缺位等不足。为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城乡融合政策试点健康有序发展。

政策属性何以影响政策试点的扩散?——基于30个中央推动型政策试点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推进政策实施的重要方式,但政策试点的扩散结果存在差异。当前对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影响因素探究中,相对忽视政策本身的特征,并且局限于单一案例分析而难以实现因果机制的推断。政策试点本身的特征是否是影响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关键因素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择30个中央推动型的政策试点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着重探索政策属性与中央政府两个维度下各条件变量对政策试点扩散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属性下的政策类型并不构成政策试点扩散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中央的行政指令是政策试点扩散的必要条件,政策试点的机构发起数量是政策试点扩散的充分条件;条件组合型路径共有三条,可以分为中央全面推动型和政策工具与政策类型适配型两个路径模式。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方法与条件

政策试点是国家决策的重要方法。成熟的政策由合法性基础和解决问题办法两个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成功的政策试点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具体是指,中央政府控制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能否做到各尽其能是决定试点成败的关键。从不同角度看待政策实践,提出“做好自己”与“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在确保上级政府有效统筹的前提下,保持适度宽松的央地关系是试点有效的制度条件。

政策试点运行逻辑探究——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例

政策试点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关键,是一种“有远见的反复试验”。为实现“双碳”目标,“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低碳政策试点过程中政策运行逻辑与央地互动关系是否会对政策试点进程产生影响,本文从梳理低碳政策试点运行逻辑出发,探究政策试点选点、设计、执行、监控、评估、反馈过程中的总特征,进一步为政策试点提出思考。

政策试点学习机制的逻辑样态与建构理路

政策试点作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工具,有力推动了政策知识的创新与扩散,其中政府间的政策学习是关键传导性机制。依据学习主体、传递向度、生成路径、发生方式四个维度,政策试点的学习机制具体可划分为横向散射吸收机制与纵向聚焦吸纳机制。地方政府间强、弱向度的散射吸收机制,具体呈现为以多个试点为轴心的散点式、蛙跳式扩散的运行逻辑。中央政府借助“试对—提炼”“试错—归纳”的聚焦吸纳机制,汇聚地方智慧与偏误,强力规划政策方案,表现为自下而上的选择性整合逻辑。四类学习机制的建构耦合,需要合理疏导试点创新的梯次扩散效应,灵活运用试点变革的间断均衡功能,弥合修复试点创新面临的法理悖论。

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政策试点的实现机制分析

随着公共治理难题的增多,传统的单一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跨区域一体化治理逐步得到重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先行旗,在成立三年多来一直在生态环保领域中进行了大量一体化保护政策的创新探索,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得以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和推广。文章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在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政策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并运用ROSTCM软件,对公布的22项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要素凝练,探寻其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需主抓重点工作,强调区域间的联合行动,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偏好、目标也需进行引导,进而有效发挥政策试点的扩散效应。文章以小见大,通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成功经验的总结,以求更好引领和支撑一体化区域生态绿色的高质量发展,对其他地区其他领域的政策创新与落实起到重要借鉴意义。

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现有文献中较少关于政策试点的全景式的研究。论文搜集了1992—2003年间《人民日报》所有关于地方政府"试点"的报道进行编码,分析试点的政策领域、发起方、实施方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政策试点明显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影响:中央的政策偏好对于政策试点的方向影响较大;上级政府更有可能成为政策试点的发起者且能够在特定的政策领域推行政策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