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调适与有效接续——基于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内容分析

乡村教育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战略升级,具有承接教育扶贫、奠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在政策上,推进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要素”三维立体式的分析框架,对1984—2020年国家制定的141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解构政策主体合作、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要素配置的内部关系发现: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化特征显著,形成了以教育管理为主的教育经费支持模式。但在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的衔接上,仍面临着政策工具选用广泛而内部结构性偏差明显、政策主体间合作普遍而深度协作力度不够、政策要素宏观配置均衡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的困境。建议通过完善政策工具系统协调机制、创新乡村教育振兴主体协作参与机制、深化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推动乡村教育政策接续创新。

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农业生产主体女性化特征表现明显。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因遇到新问题而陷入困境。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理论为分析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该理论,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本质上是可行能力贫困,解决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其可行能力。农村妇女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的障碍,实质上是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或削弱。从这些方面出发,改善农村妇女的可行能力,是公共决策恰当回应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并实施政策调适的可行路径。

精准扶贫攻坚阶段云南脱贫攻坚的政策调适与模式创新

云南省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群众地域分布十分广泛,深度贫困人口比较多,如何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按时脱贫,不仅事关云南能否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还事关中国梦的如期实现。云南的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在政策设计、政策实施方面的合理性、规范性不够,贫困人群的参与性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效果不佳,大扶贫格局没有真正形成等问题。为此,需要云南全省上下各种扶贫主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创新脱贫攻坚模式和方法,确保按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新时代农村残疾人福利需求变化及政策调适

福利需求是福利主体凭借自身能力或市场手段无法满足而需要社会和政府采取特别干预才能实现的一种基本“需要”。从“需求侧”角度分析,新时代农村残疾人福利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即需求心理从“弱者心态”向“权利主张”变化;需求内容从“物质福利”向“精神福利”变化;需求类型从“生存型福利”向“发展型福利”变化。为了回应这一新变化,农村残疾人福利政策在理念上应彰显权利,确立“以农村残疾人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在内容上应强化“精神福利”,优化农村残疾人福利结构;在类型上应构建“发展型福利”,推动农村残疾人福利政策转型升级,不断满足农村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征与转化困境及政策调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形式、内容、结论、成效等方面都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观念层次认知性障碍、转化政策同一性困境以及评价方法定量化取向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与效益,因此需要转变成果转化认知、丰富成果转化形式、实施差异化转化政策、加强成果转化评价研究。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证分析与政策调适——基于“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的数据

运用"十一五"时期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影响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建议。

新时代河南创新驱动发展绩效测评及政策调适

采用BC^2视窗分析模型从效率变革的视角对2010—2018年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进行测评,并引入灰色系统GM(0,N)模型对四类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演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平均值为0.898,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整体上看,农业大市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均值最高,历史名城次之,资源城市第三,创新城市最低;无论是四类城市内部,还是全省18个省辖市之间,创新驱动发展效率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收敛性;创新驱动发展系统的可持续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历史名城、资源城市、创新城市和农业大市;互联网是创新城市和历史名城的首要制约因素,金融发展和人文环境分别是资源城市和农业大市的首要制约因素。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责权的历史变迁、现实偏差及政策调适路径——基于1982年以来国家、地方政策文本及40所民办高校章程分析

举办者在民办高校创立、存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对法律、规章制度等政策法规以及民办高校现有章程的文本分析,梳理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责权历史脉络,判断应有应履责任与现实责任、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的差距,探索责权偏差的表象和原因。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责权的政策调适应明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责任范畴与健全监管机制,健全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权利内涵及保障机制。

论面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策调适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策调适既不是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小修小补”,也不是将“生态优先”政策与“绿色发展”政策简单拼接,而是坚持问题导向,进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策的体系化构建。面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策调适目前仍存在易被存量绑架、试错成本忧惧、创新动力不足、社会参与失调等障碍,极易陷入“一刀切”思维、跟风思维、形式主义思维等误区,亟需做到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兼顾,连续性与创新性并重,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结合。在政策调适的过程中,亟需贯彻“去存求增”原则、推行“试错权”制度、完善政府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协同共治模式,以期实现基于“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广东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局及政策调适

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收入差异在所难免，但严重的收入不均则会削弱社会公正，引发社会矛盾，并阻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着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但在人们收入水平总体得到提高的同时，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新时代高职教育新旧观念的价值冲突及政策调适

在新时代、新业态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涉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政:倡导职业平等,清除对技术人才的歧视政策;聚焦人力开发,拓宽高职教育入口关;提高培养质量,打造高职教育"升级版";推动职教崛起,助力教育系统整体现代化。但新政推行会遭遇旧观念的阻碍。当前阻碍高职教育发展的旧观念主要体现为:浑然一体又互相强化的三层结构,即"次等教育"标签的表层结构、"文凭崇拜"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不当规章"强化的制度结构,而"不当规章"是这三层结构互相强化的关键中介环节。对高职教育新旧观念价值冲突的政策调适,应以清理不合理规章制度为关键、以提升高职教育自身吸引力为依托、以促进高职教育的转型升级为现实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经济政策调整

本文认为,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为此而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当前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发展的潮流中,也面临着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如资源和环境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提出两大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标志着政策调整的方向。文章指出,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导向,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退休年龄对女性养老金的影响分析及政策调适

我国城镇职工、机关干部一直采用差异化的性别退休政策,即男性60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这种差异性规定既基于建国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基于主观上保护妇女的初衷,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时至今日,这种差异性规定已与现实条件不完全相符,更不利于维护女性养老金权益,因此应予改变,即实行男女同龄退休。这既需要传统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取消过去的过度保障,更应将平等的性别意识纳入养老保险政策制定中,同时增加政策制定中女性代言人的比例,以切实维护妇女养老金权益。

中小企业的地位变迁与政策调适:日本经验及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小企业仍然难以取得和其他性质企业一样的平等竞争的地位,中小企业的政策及其效果还远不尽如人意。日本是世界上中小企业政策和服务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最显著地特点就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适时的调整。因此,研究日本中小企业地位变迁与政策调适,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农村成人教育:机遇、挑战及政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带来了功能重新定位、平台搭建、条件改善等方面的机遇;但也面临教育理念落后、办学经费短缺、办学基础薄弱、办学师资不足、办学制度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农村成人教育需要从转变教育理念、加大教育投入、改革办学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相关立法五个方面进行政策回应,提升农村成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水平。

农业综合开发面临的问题与政策调适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实现“九五”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农业经济也必须实现这一转变。近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立项的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则是农业经济增长实现这一转变的有效方式。农业综合开发不仅能有效地实现改田、增粮、增收,取得经济、生态。

系统论视阈下教育现代化发展政策调适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教育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工程,党和国家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各项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系统性治理思维,为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生动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优势。坚持系统观念完善教育现代化体系,亟须构建“动态监测——政策调适——科学督导——质量提升”的循环闭合型运行系统,整体提升政策的运行、监测、调适和执行的力度,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新时代人民获得感再提升与民生政策调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民生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民生诉求呈现出目标高阶化、体验差异化和需求结构多元化的新特征。总量平均的民生建设模式,不仅遭遇了民生心态悖论,也面临着人民获得感持续提升难的困境。新时代下人民获得感的再提升,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果共享和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也要及时修正传统民生建设模式精准不足和配给失衡的问题,预防过度福利化的社会心理和政策倾向,把人民获得感提升建立在高质量、稳增长的经济基石之上。同时,从生存、发展和权利等三方面来密织人民获得感的保障网络。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慈善捐赠管理制度:焦点事件、注意力分配与政策调适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慈善捐赠管理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运用“拓展个案法”,从抗疫中的慈善捐赠管理中的五个“焦点事件”入手,剖析每个焦点事件如何引发公众注意力分配,刺激政策调适并进而改变慈善捐赠管理制度。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公众除了关注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更关注机构的管理规范和执行效率;公众注意力分配呈现“追踪效应”和“累积迭代效应”。应对焦点事件的政策调适必须重视把握初期时间,可以通过目标调适、权限调适、标准调适、程序调适、方法调适来实现;政策调适的应急性是管理规范长期稳定性的基础,同时要应对政策调适的应急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冲突。

新高考选考科目计分问题与政策调适

2014年以来,新高考已在全国6个省(市)展开试点。政策分析发现,多数试点地区的选考科目计分政策设计不能适应考生群体结构的变化。在"总分录取"的招生政策下,统考科目与选考科目成绩直接相加的科学性值得反思。考试可比性的理论与实践表明,量表化方法能够实现不同选考科目的可比性。应以海南计分政策改革为契机,探索适合新高考科目设置的"量表化"计分改进研究。应参照国内外分数合成经验,积极调适"总分录取"政策,为科学合成分数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