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中性原则、政策负担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基于主体模型的政策模拟

债务中性原则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关键一环,文章着眼于探究债务中性改革、破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功效与措施选择,以期为竞争中性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有力证据。文章依据存流量一致原则,采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构建了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典型事实的ABM模型,对债务中性取向改革政策下的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债务中性原则下,如果减轻国有企业就业负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负债率均保持在40%之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得以纾解;在债务中性原则下,减轻国有企业就业政策负担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改革政策有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疾;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改革政策和减轻国有企业就业负担政策的合理协调具有明显“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作用。因此,深化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融资、平等竞争的市场营商环境,以及积极协调债务中性竞争政策与宏观调控工具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取向。

政策性负担、融资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2—2021年工业行业的上市公司,分析政策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政策性负担会挤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但战略性负担会挤出企业技术创新,而社会性负担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性负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主要由政府施压所致,非企业主动迎合政府的寻租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外部融资能力越强,有助于缓解战略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社会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

政策性负担、战略变革与国有企业创新: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创新呈负向关系,这一结果经过滞后一期控制变量、剔除2015年数据、更换时间窗口和变换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结果说明,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存在国企级别的选择效应,即政策性负担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中央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同时,企业战略变革是政策性负担到国有企业创新的一条传导路径,即政策性负担降低了企业战略变革,进而使得国有企业创新水平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优化高管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和海外背景,能够通过增强战略变革意愿,进而抑制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与能源环境效率——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NDDF方法构建企业能源环境效率指标,研究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的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越重,其能源环境效率越低。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与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相互替代,能够弱化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抑制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作用,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则显著强化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更集中的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对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的结论为提高企业能源环境绩效,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政策性负担、简政放权与地方国企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地方国企改革中,推进简政放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以及简政放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样本,研究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关系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2)政府放权意愿对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负面影响具有拟制作用,表明政府放权意愿能够缓解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负向作用。(3)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垄断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在董事会持股比例低、独立董事占比低、“两职合一”、高管有政府任职经历时,政府放权意愿更能抑制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政府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更强。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与杠杆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预算软约束理论为基础,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融资和经理人腐败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而对于外部政策性负担重的企业,这种协同关系要大于政策性负担轻的企业,即使控制产权性质的差异,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也仍然显著。这一结果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失效的预算软约束来源并不单一,除了产权性质外,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也会软化其债务约束,导致杠杆治理失效。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其受政府的管制及干预,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负担。以2003-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冗员度量政策性负担。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还会导致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第二,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即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财务绩效。虽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带来一定的政策优惠,但是其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关系改善以及供给侧改革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社会责任承担

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中国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此,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不能成为反对国企改革的依据,政策性负担是政策强制性、内部员工自利性的结果,只能实现部分短期社会政治目标,而社会责任承担是企业自愿性、公益性的体现。文章以2010-2018年A股上市的经历过股权转让的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实际控制权转移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检验了两者是否能够反映到企业的经济绩效上。结果表明,当非国有股东取得企业实际控制权后只会降低政策性负担,同时会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能力,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

政策性负担、战略引资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本文通过一个引入战略投资者监督机制的委托-代理模型,对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在保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国外大型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东,增加对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的监督,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努力水平,并抑制其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的卸责行为。

政策性负担、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

依托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前景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负担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能够发挥资源支持作用,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可以增强政策性负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能够更加显著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政策性负担能够更加显著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杠杆率: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

国有企业去杠杆是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抓手。分析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现象的成因与机理,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关键。以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视角研究了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性负担每增加1个标准差,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0.03个标准差;(2)政策性负担向国有企业杠杆率传导过程中,预算软约束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3)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区域国有企业间存在差异。有关政策建议是适度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消除资金使用成本扭曲;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国有企业改革核心:是明晰产权还是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学术界和国家有关当局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明晰产权。但笔者认为不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改革的思路应是剥离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理顺价格体系,完善外部治理。

国有股权重、政策性负担与绩效——国有银行战略引资方案探析

本文结合当前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改革背景,构建银行业混合寡占、国有银行混合持股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研究认为战略引资后的均衡股权结构与国有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及私有银行数量密切相关;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与私有银行的经营绩效正相关,但从整体来看则损害了社会总福利。另外,政策性负担不影响市场可容纳的最大银行数量,但会影响达到这一数量时国有银行的股权结构。

国有企业部分民营化能否减轻其政策性负担

本研究基于中国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其取得的效果，讨论了不同国企改革路径对中国国企改革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09年间在深沪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A股的所有终极控制人为国有股东的公司为初始样本，使用企业员工冗余率作为衡量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代表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产权改革可以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检验发现：对垄断性行业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效率大于竞争性行业国企的改革效率。

同乡关系会影响企业政策性负担吗?——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中国公司治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行政化"特征难以忽视。本文整理了2004-2014年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董事长和总经理)与地市关键岗位官员(市委书记、市长)的籍贯信息数据,通过籍贯信息判断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与市委书记、市长的同乡关系,考察了同乡关系对地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市委书记、市长的)同乡关系对地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承担具有正向影响;(与市委书记、市长的)同乡关系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承担的正向影响在地方政府较少干预企业的地区会增强。本文聚焦于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关系异质性,将关键岗位官员与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同乡关系"引入公司治理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企关系研究视角,具有较强的"本土"意义。

政策性负担、管理层能力与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1—2018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我国混合经济模式和不同层级政府间“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行政管理模式,研究政府干预导致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管理层能力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越重,企业投资效率越低,国企中更为显著;管理层能力越强,企业投资效率越高,且在非国企中这方面更为显著;当企业由于政府干预,其所承担政策性的负担会增加,这会导致企业改变经营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为目标多元化,进而会削弱管理层能力,降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政策性负担与股权性质选择

本文分析了存在政策性负担情况下,负担承负企业的股权性质对于政策性负担转嫁效果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存在的市场格局当中,政府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承受能力,最大限度将政策性负担转嫁给国有企业;但对于不存在国有企业的私企寡头垄断市场格局,则存在着最优的负担转嫁比率,并且随着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强,最优比率不断下降,直至为零。政策性负担转嫁给混合寡占格局之下的国有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绝对地优于负担转嫁给私企寡占格局之下的私企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理论、实践与改革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具有跨区域、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中央政府制定的由流入地政府承担管理和经费责任的政策,导致各种地方模式的出现和最终责任下移到区县政府。区县政府规避经费负担和公办学校的自利行为,使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面临很多困难。现行政策存在设计不完善、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省市政府为主的经费负担体制,规范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收费和资助制度,建立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财政投入机制,尽早形成政府出资、全体农民工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制度。

学业负担政策的价值重建

学业负担政策的价值存在需要从价值论视野探寻其本体价值,审视现实中的价值问题,重构以元价值、中介价值和次生价值等基本结构的价值形态,从科学样态、过程样态和实践样态等基本形式重建其价值实现机制,最终实现学业负担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