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部署

农民收入来源渠道狭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粮食安全隐患增加;农业经营主体更替,“谁来种地”问题日渐凸显;城乡要素交换不对等,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注重内外联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引导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构建城乡共生共荣发展格局。

流动人口政策演变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中国流动人口政策不断完善,政策演变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待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国家—市场—社会”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三角”框架,利用2016和2020年S省12市两次农民工调查的截面数据,分析“十三五”期间流入地流动人口政策演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互动、心理认同和政治融合五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初期,流入城市的政策部署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具有促进作用,但政策落实的“洼地效应”经由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传导不利于农民工当时的经济融合;随着政策逐渐推进,“洼地效应”式微,政策落实慢慢惠及经济融合,但当政策部署水平的提升与政策落实存在较大差距时,政策部署得分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凸显了政策落实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在非经济维度的融合指标上,流入城市的政策越友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短期内,政策的友好化演变并不必然有利于融合,这恰恰说明政策红利的完全释放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长期合作。

数字乡村发展困境与破解之策--基于农户信息化需求与农村电商物流视角

构建包含多元主体,以及农业信息化运用、农村电商上下行与电商物流服务多元情境的理论框架,基于微观数据和文本资料,讨论农户农业信息化运用水平不足和农村电商经济不振双重困境的原因并寻求破解之路。研究发现,政府涉农信息供给质量不高与农村电商物流规模经济不足是问题肇始。对政策文本和案例文本的分析发现,政府农业信息化部署逻辑和地方农村物流规模经济改善工作均存在偏倚。具体地,政府自上而下、强调供给的农业信息化部署特征和对高门槛农业信息化应用的偏好,降低了涉农信息供给质量。各地普遍追求公共设施资源、邮政资源的物流成本均摊效益,轻视了规模经济增长中农产品上行的重要性,在上行渠道接洽与寄递资源配置上合作不深、创新不足。应修正政府农业信息化部署“重供,轻需,高槛”的有偏逻辑,在改善农村物流规模经济工作中注重农产品上行,谋求多元合作和寻求更大创新格局。

税收影响“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的探讨——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视角

"珠三角"九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和世界级先进制造建设的核心区域,其税收政策的部署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科技创新的活跃度。笔者梳理了"珠三角"各区块科技发展的优势,归纳总结了"珠三角"九市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涉及的税收政策内容、税负影响,就"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活动面临的税收环境从税收实体政策部署、税收征管水平管理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流动人口融合政策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实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改善民生、提高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利用S省调查资料对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部署和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发现:当前融合政策部署推进顺利,但从部署到落实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有待打通;城市融合政策的部署和落实并不必然会提升农民工在各个社会生活场域的"获得感";融合政策对农民工的收入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因为"洼地效应",融合政策的落实经由房地产市场的传导反而导致农民工居住质量下降。由于政策落实的过程客观上强化了农民工的"外来"身份而不利于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静音"服务的理念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心理"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