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公立医院人事薪酬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目的 分析国家层面发布的公立医院人事薪酬政策的内容结构,总结归纳政策体系的不足,为后续的优化完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政策过程-政策力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对2000年1月至2023年9月发布的公立医院人事薪酬政策进行单维度和交叉维度分析。结果 共纳入29份政策文件,生成321条政策文本编码,公立医院人事薪酬政策呈现供给型政策工具缺失(16.82%)、政策监督(8.41%)和评价(12.15%)过程关注度不够、政策力度相对较大的总体特征。结论 国家对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重视度较高,但需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重视政策监督和评价环节,建立政策多元协同机制,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政策的量化评价分析——基于PMC指数模型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政策是推进科技助农兴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为进一步丰富科技特派员政策体系建设,以42份中国省域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模型法等方法,构建包括9个一级变量、40个二级变量的PMC指数模型,从政策内容的全面性、政策对象的覆盖面、施策部门的协同性、对成果转化推广的引导作用等多维度评价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政策水平。研究发现:科技特派员制度政策样本的PMC指数均值为5.45,处于良好水平,其中3项政策效果为优秀、29项政策效果为良好、10项政策效果为可接受,说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体系较为完善,在政策目标、政策功能等方面表现较好,但在多部门协同性、成效跟踪、平台搭建、培训交流、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仍有可优化空间。并据此在完善服务机制、加强成效跟踪、健全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基于文本量化分析的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区域比较研究

以2007—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的地方政府部门单独或共同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政策文本量化的方法,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等角度量化分析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并进行区域比较,并以有效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指标对科技成果转化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得分与有效专利授权数量走势趋同,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综合性政策较多,缺乏具体金融支持方法的细化,亟待各地政府借鉴优势区域的经验,因地制宜制定更具针对性、补充性的金融政策,有效提高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率。

安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文本量化分析

以2013-2015年安徽省的85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引入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从政策的文本形式、政策主体、政策主题和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政策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政策文本形式以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的"方案""办法"居多,而具有权威性、约束性的"通知""公告"相对较少;政策颁布的主体较多但有效协作与沟通不够;政策主题以能源结构调整、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居多,而技术支撑和监测预警体系建立相关政策较少;政策工具以行政命令式工具为主而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相应提出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需要加强政策本身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有效发挥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作用,强化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加大环保科研经费投入,提升环保科研能力和大气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合理地使用各类环境管制工具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政策演进研究——基于天津市2002～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聚焦天津市土地储备实践,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以2002~2018年间颁布的66件土地储备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外部属性、内容结构及文本效力三方面分析其演进特征。以期为城市储备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政策工具视角下DRG付费改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目的:分析DRG付费改革政策的使用情况,为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DRG付费改革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梳理、编码。结果:2015—2022年国家层面的DRG付费改革政策文件共87份,政策条目编码156条;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占49.36%、28.21%、22.44%。结论:我国DRG付费改革政策发文的权威性有待提升,内部次级条目尚需优化;在政策工具设计中,可以发挥医疗机构的主观能动性,适当增加激励性政策工具。

长江三角洲地区“河长制”政策效力评估——基于2008-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2008-2018年“河长制”政策为研究对象。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政策量化分析,并且构建政策效力评估模型。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河长制”政策整体效力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且变动趋势与政策数量大体上具有一致性,但“河长制”的年平均效力变化不大,没有明显的波动,且年平均效力值普遍较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值普遍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政策主体地位较低,政策文本中一般政策目标明确但涉及到详细的量化指标却较少。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河长制”的政策效力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来仍需要多元力量参与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并且在制定的过程中注重明确政策目标和具体的量化指标。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量化分析——基于1998年房改以来185份政策文本分析

住房保障政策是国家保障公民居住权利和解决住房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工具,是住房保障发展的依据,把握其演变轨迹和特征,对住房保障体系的优化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98-2019年中央颁布的185份住房保障政策文本进行梳理,从政策主体与府际关系、政策数量与政策力度、政策聚焦点三个维度分析了政策变迁规律。研究发现住房保障政策主体间沟通协作能力有待提升;政策数量波动较大且政策力度整体较低;政策聚焦点在不同历史时期跟随政策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住房保障政策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中美科技创新政策比较研究

以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以政策主体和政策主题为切入点,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借助SATI、SPSS、Pajek等计算机软件,对中美两国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政策主体更为广泛,更加注重多主体之间的协作;政策主体合作网络规模要大于美国,多次合作的频率也要高于美国;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热点政策包括科研项目政策、创新引导政策、创新合作政策、创新奖励政策;相异之处在于中国关注农业领域创新较多,而美国更加关注工业领域,中国从微观角度注重发挥企业创新作用而美国则从宏观角度注重构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中国较为注重发挥创新队伍中高层次人才的作用,而美国更主张通过开展教育创新、鼓励民众创新等措施,不断壮大基层创新队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的多维演进机理分析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各类慢性疾病高发等诸多挑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长期、连续健康照护的需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推行,为满足公众医养需求、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通过运用关键词时序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对该政策进行的量化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其在时间、空间、方向和内容四大维度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演进特征:1) 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多点带面的“反R型”曲线扩散态势;2) 在空间维度上邻近效应与层级效应并存;3) 在方向维度上平行扩散和垂直吸纳并进;4) 在内容维度上表现为五维主题下的知识生产。对该政策扩散的演进机理分析能够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阶段性总结。

我国前沿新材料产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我国前沿新材料产业政策正逐步形成以产业引导、市场扶持、规制保障等为主的多层次政策体系。为深入系统地分析前沿新材料政策,进一步指导后续政策出台,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政策条目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了基于政策主体、政策作用及政策工具类型的三维分析框架,并采取“编号—内容概要—政策目标主体—政策作用—政策工具类型”的方式进行编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制定前沿新材料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在政策目标主体和政策作用方面有所侧重,对于不同的主体和作用在政策工具上也有不同选择。总体来说,目前仍然是政府直接发挥影响的权威式、诱因式政策工具较多,而引导激励企业发展的能力建立式、学习式政策工具偏少。

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下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政策文本研究

目的系统分析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政策现状,以期为后续政策制定和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方法借助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对我国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国家层面出台的53份医疗器械产业政策进行编码,基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医疗器械产业政策的政策工具呈现出重环境型和供给型、轻需求型的特点;在创新价值链维度上,产品研发环节政策不足,各环节政策不连贯;二维交叉分析显示各类型政策工具都更加侧重创新价值链的商业化与产业化环节。结论均衡设计政策工具的整体布局,提高创新价值链各环节的政策连贯性,重视创新价值链在政策工具中的应用。

地方政府建设数字乡村的注意力分配差异与政策逻辑——基于435份地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等方法,对435份建设数字乡村的地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偏好使用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且所使用的政策子工具数量不均衡,存在明显的注意力分配差异;从时间视角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特征不同;从地区视角看,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差异较大,且政策存在区域扩散;从内容视角看,政府会将数字乡村与其他议题叠加形成综合政策。政府注意力分配差异驱动政策扩散的政策逻辑为“双维扩散-议题叠加”:政策环境与政策体系相互影响;政府层级维度存在政策“压力-反馈”的“垂直效应”;空间区域维度存在政策“学习-扩散”的“邻近效应”;在政策议题维度,地方政府会将多种议题协同推进,追求“叠加效应”。文章从加大数字惠农政策力度、优化工具使用结构、优化激励机制和增强政策协同度四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大合规背景下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政策文本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部署和实施推动了网络安全合规,本文结合大合规背景,对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为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完善提供建议与参考。[方法/过程]本文收集并选取1994-2021年的网络空间安全政策数据集,提出和构建基于政策工具、网络体系和时间三维分析框架,采用自下而上的编码方法进行政策工具编码,通过编码映射将政策工具编码结果与三维框架相关联,结合网络安全合规背景进行多维量化分析。[结果/结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政策存在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不合理、各类工具箱内部使用比例不平衡和网络体系聚焦失衡等问题,建议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注重工具箱内部的使用平衡,增加网络体系要素的组合运用。

河长制政策实施现状及其效力评估研究

通过构建“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反馈”四维度政策效力评估模型,评估河长制政策效力,分析各类政策措施对水质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前河长制政策文本指导效力较强,但其政策措施单一,全面性不足、大众参与程度不高。(2)河长制政策文本仍然处在“以量取胜”的层面,忽视了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及政策实施的整体性。(3)命令控制型政策措施能有效改善水质,而经济激励与信息型政策措施对水质改善产生负面影响,自愿参与型政策措施无法显著影响水质。基于此,通过建立互相协作的省级河长机制、河长制长效治理与帮扶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力。

中国种业政策:目标演进与工具适配

种业振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发展。本研究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适配视角出发,采用“创新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对1986-2022年的195份中央层面种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种业政策目标及时回应了种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关键问题,环境型和供给型工具与创新链环节政策目标适配度高,但是存在需求型政策使用不足、环境型与供给型工具子类型使用不均衡等问题。应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政策目标,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种业政策子工具类型结构,加强法规管制类工具的执行力度,增强种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调。

《黄河保护法》实施背景下流域生态环境规制思路与完善对策——基于法律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以1949年以来我国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法律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规制强度、规制工具的选择等方面分析得出:我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统筹、职能部门协调、规制工具选用偏好等方面均呈现出协同效果不足的困境。《黄河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对流域立法和管理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引领功能。应尽快理顺流域规制思路,完善规制路径,推动我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障黄河安澜。

京津冀地方环境政策有效性与协同性研究

本文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对京津冀三地的环境政策从发文数量和主题词频数两个方面构建立法强度指标, 利用信息熵的方法计算出“工业三废” 的权重从而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引入环境政策执行和监督指标以及相关的经济行为指标, 以2008 ~2017 年为样本期间,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 以估计京津冀地方环境政策和相关经济行为的有效性。本文还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环境质量—环境法律体系—经济行为” 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京津冀三地进一步加强在环境法律体系和经济行为两方面联合行动的政策建议。

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工具组合研究

光伏发电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可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产业化方面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驱动型产业。分析光伏政策工具组合对揭示中国光伏政策体系与优化光伏政策工具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方法对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发布的295份光伏政策文献分析后发现,至少有11种典型的政策工具组合在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历程中得以广泛应用,这些政策工具组合在政策体系层面具有选择型产业政策与功能型产业政策并重的特征;在政策导向层面具有"政府主导、市场参与、需求拉动、电网保障"的特征;在政策扩散层面具有"吸收引进"与"本土创新"相结合的特征。

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光伏产业政策为例

政策工具选择的恰当与否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成败好坏。以中国光伏产业政策为例,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295份光伏政策文献中提取出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并进行频数统计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策目标、政策系统及政策环境三类因素影响着中国光伏政策工具的选择,能源供应、能源消费、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产业转型升级、并网消纳条件等多种因素发挥着激励效应,法律法规、可持续发展等个别因素发挥着抑制效应。发挥激励效应的影响因素占绝大多数,表明中国光伏政策总体上是积极有为的,未来光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在充分发挥激励效应的同时科学评估各类影响因素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