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政绩合法性基础探析

1978年以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党和政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政绩成为执政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过程中 ,也出现了“政绩困局”和其他一些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执政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性和时效性 ,法理合法性是应对挑战的应然选择。

作为“过程产出”的经济增长:基于“政绩合法性”和干部理性的一个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过程产出",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在追求个体理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产品"。基于理性人假设,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个体理性目标。而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和对干部任免权的控制,使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完成以"政绩合法性"为主要内容的考核评价目标成为实现个体理性目标的必经过程,而作为政绩的重要体现的经济增长则成为该过程的产出之一。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保证

政绩合法性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既不稳固,也十分危险。摆脱政绩合法困境,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一个重要保证就是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政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取向;树政绩必须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制度基础;树政绩必须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实效基础。

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与政绩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绩效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感召力的迅速下降及在现阶段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条件尚不成熟等原因,政绩合法性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为了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工具日益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政绩合法性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而要解决这一困境,除了改进评估程序、方法和和指标设计外,更根本的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促进合法性来源的根本转型。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文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和显性的经济绩效，忽视公共职能的提供和制度规则的建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公共权威下降，出现“政绩困局”。可以通过夯实政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加以化解。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安全

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这一基本事实,从国际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困境,政绩合法性困境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进行了困境分析,指出未来党执政安全的趋势存在向好和向坏两种可能,而实践好"三个代表"党的执政安全就会获得体制内的保障。

中国地方政府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经济行为探讨

本文认为,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着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从公共选择派的三个治市场分析,其主要表现在:初级政治市场经济行为的简单化,政策供给市场无谓损失和理性无知增多,政策执行市场社会产出受到抑制和侵蚀。因此要通过立宪限制来重构政治过程的互惠性,修正和重构中央和地方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官员绩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