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但如果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并没有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但是,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稳固了的思想却随处可见,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努力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

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的成因及其化解——以财政分权理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财政与政治双重激励,致使地方政府政绩导向偏离,政绩考核扭曲,深陷政绩困局。化解地方政府政绩困局,必须立足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在关联,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从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制度、实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等方面着手。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和显性的经济绩效，忽视公共职能的提供和制度规则的建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公共权威下降，出现“政绩困局”。可以通过夯实政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加以化解。

政绩困局:概念、原因及其破解

本文简要分析了政绩、合法性、政绩困局等相互关联的概念,认为政绩是构成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来源而不是全部来源,一味或片面追求所谓政绩则必然导致执政合法性的衰退甚至丧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确认我们事实上存在着上述政绩困局,并尝试从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破解政绩困局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政绩困局与政策间断——以新医疗改革方案的出台为议题

公共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公共政策系统的失衡也会降低政府执政绩效,产生危及政权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政绩困局作为政府政策愿景与公众预期不一致的产物,在政策变迁中起到加速诱发政策间断和政策深层调整的作用,政府维护自身"社会认可度"是其背后的主要动力。中国医疗改革方案的调整体现了这一特征。

突破政绩困局与执政党软实力建设——科学执政语境下的执政党合法性现实思考

党中央以其高度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新阶段的政绩困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造就的执政地位合法性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本身具有短暂性和流变性等局限,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面临着巨大挑战。鉴于此,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多元基础,加强"包容性"政党建设,不仅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及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要求,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政绩合法性基础探析

1978年以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党和政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政绩成为执政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过程中 ,也出现了“政绩困局”和其他一些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执政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性和时效性 ,法理合法性是应对挑战的应然选择。

有效性视阈下绩效合法性的内在困境及制度化应对

有效性作为各国执政党汲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内在的困境。超越这一困境,需要将合法性基础建构在制度之上:提高现有政治参与体制对"输入性"和"自主性"功能的敏感程度;执政党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需要强化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党在制定政策时应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

论经济绩效对东南亚威权政体合法性的建构与解构

文章从经济绩效对政权合法性的双重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以经济绩效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合法性固然是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基础,但是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某种情况下它也解构着已经建立的政权合法性,因为合法性的建构必须是政绩、制度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共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