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家”到“故家”:宋人家族文化认同的概念史考察

“故家”首见于《孟子·公孙丑》,指殷商旧臣,因其与“独夫纣”相联系,具有负面语用色彩,宋以前罕见称引。入宋以后,士人因描述落寞“世家”的需要,偶见使用“故家”,但仅取其故旧之义。随孟子升格运动持续深入,《孟子》文本日益受到重视,苏轼发掘出“故家”背后“流风善政”的文化内涵。同时,宋代家族的核心竞争力从门第为代表的“权势”向以科举为代表的“文化”转移,“故家”迎合了宋代家族以文化维系“家声”的需求而备受青睐。在上述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故家”的指称不断泛化,文化内涵不断得到挖掘,最终成为寄托宋人理想的家族“典刑”。

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焞

基於對二程門人的地域和家族身份的考察,本文揭示了二程門下最親密的汴洛門人群體,他們淵源於與二程婚宦交遊的汴洛地區的相族。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門人的典型代表。趙鼎所倚重的“伊川學”主要是道學流寓故家群體,尹焞正是其中的學術代表和領袖。因此他受范沖舉薦登場成爲了不二之選。尹焞南渡後的門人也以流寓故家群體爲主體。紹興末年他們在賀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場,並且在隆興和議中表達了與湖湘、閩北道學不一樣的觀點。

宋代故家在北宋的发展轨迹及世臣的作用——从真定韩氏、东莱吕氏与王安石的关系切入

宋代故家绝大多数是伴随宋王朝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新起的家族。它们在北宋的发展轨迹,大的走势呈现出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抛物线的顶点在北宋中期。故家的发展轨迹与王安石本人及其发动的熙、丰变法关系密切,并随新旧党争的形成而震荡。抛物线的最终拐点是哲宗后期到徽宗前期,靖康之难更是对故家的发展造成重创。故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世臣的出现,故家与世臣,是二位一体的事物。故家与世臣的存在成为北宋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世臣在很多时候,成为左右时局的关键力量。

故家文献:程敏政的宗族论与人才观

程敏政《篁墩文集》中较多使用"故家文献"一词,为"故家"注入"文献"的含义,即宿贤之"故家",增添了文化内涵,"故家"作为文化传承的产物,所以具有自己的风范,包括世德、学问,传承文化是"故家文献"的特征。宋以后徽州等地的"故家文献"类型宗族,对于传承并创造中国文化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才的重要载体,人才往往离不开"故家文献"对其深刻的影响。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

《恒训》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考案被判"斩监候"后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原训文稿已佚,现有鲁迅抄录的稿本存世。鲁迅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因此,在离开绍兴的时候,鲁迅有意识地消除了祖父在家庭中的其他遗物,却保留了自己手抄的《恒训》稿。《恒训》不仅是了解鲁迅故家败落的一份原始资料,而且也是解读鲁迅与祖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参照。

周作人与“百草园”——以《鲁迅的故家》中第一人称叙述为视角

周作人与"百草园"的渊源由来已久,1951年"百草园"专栏的发表,是其面对作为强势存在的鲁迅来构筑回忆的集中表现,折射出周作人1950年以后与鲁迅的关系。叙述者话语本身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通过对比《鲁迅的故家》与《朝花夕拾》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厘清"我""我们"的具体使用情况,揭示二人的共生与独立关系。透过周作人"百草园"叙述中"自我"的隐身与强调的矛盾形态,探讨周作人"回忆文"中的叙述主体性问题。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从“秋草园”到“百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

表面看来,"百草园"的经典意象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家喻户晓的文章中由鲁迅创造的,但回复到鲁迅写作的具体语境,会发现这一意象其实是在周氏兄弟的系列对话中累积完成的。作为对话的起点,周作人《秋草闲吟序》对鲁迅"百草园"经典意象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鲁迅是在受《秋草闲吟序》的影响并在对其进行趋避的过程中创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体现在浓缩在周作人"秋草园"意象中的家族变迁等历史内涵构成了"百草园"文本背后的丰富容量。梳理"百草园"经典意象的塑造过程,可以深化对于作为经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历史内涵的认知,并为重新思考周氏兄弟研究中的既定思路提供新的可能。

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条辨

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条辨朱端强万斯同以布衣参加官修《明史》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但由于有关万氏修史活动的直接记载不详，且《明史》修纂长达九十多年而成于众手，所有涉关修史的重要文献都有意无意地抹去了他的名字，这就使得后人难以单独抽绎研究万氏修史思想。故...

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地点传记学的可能性

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是一份与《朝花夕拾》存在对话关系的回忆文本,在与鲁迅进行超时空对话的强烈意图驱动下,周作人树立了“百草园”这一特殊“地点”在鲁迅传记书写中的作用,“地点”由此成为了周作人“回忆文”写作的贯穿视角。周作人将“文字”重新熔铸到最初承载它们的“记忆的箱子”--“百草园”的“房屋”与“物品”中,使“文字”与“实物”互相询唤,“房屋”与“物品”成为周作人构筑、拼接“百草园”人物的群像与个体肖像的两重维度,“回忆”的形态也由平面变为立体,发生质与量的双重变化。

“覆盆桥周家”相邻的那桥

鲁迅诞生于1881年,出生地为绍兴东昌坊口,因处覆盆桥左近,时人呼为'覆盆桥周家'。东昌坊东西走向,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中有云:'这东昌坊从西边十字路口算起是毫无问题的,但东边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东边有桥跨河上,名覆盆桥,在这桥与十字路口之间并无什么区划……那里的周氏一派分三处居住,靠近桥边的一家大门在路南,可是房屋却在河的南岸.

詩書不墜:元初西秦張氏家族與江南文壇

西秦張氏爲南宋著名文學家族,宋元易代之際一度陷入困頓,但仍在相當一段時期内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文人。一方面,依托於祖傳園林産業,張氏家族開展宴游集會,顯示出元初士人生活與精神場域的内轉傾向,表現出向家庭、内聖之學以及文藝回歸的特徵。另一方面,以家族背景及文學活動爲媒介,張氏族人綰結起與士大夫的社會關係網,堅守了自身的文壇地位。以張氏爲代表的元初故家的存在,既爲士人階層維繫了文化歸屬感,又在文壇失重的時代部分地承擔了維持文學社會運轉的功能。

癲僧乎,神僧乎?北宋禪師言法華的成聖之路

“言法華”是北宋仁宗時期禪師,以舉止癲狂並善書預言禍福而知名。梳理宋元間有關“言法華”的文獻,可知分成兩個流傳系統。一個是以《大宋上都左街景德寺顯化禪師碑銘》及根據《碑銘》節略的《宋史·僧志言傳》爲代表的外典系統,另一個是以雜糅《天聖廣燈録·東京景德寺僧志言者》《碑銘》而成的《禪林僧寶傳·言法華》爲代表的内典系統。對比這兩個系統的文獻,“言法華”的生平及其與“風法華”的關係基本得到廓清。至於“言法華”的政治預言,應是當時士人利用其胡亂塗寫之語多應禍福加以附會的結果。製作這些預言的目的,則是爲了彰顯“故家”集團的政治影響力。

校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一

《宋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经典释文校勘记》廿六卷,后世率简称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勘记》原名《考证》,撰成于嘉庆十一年丙寅,刊于十三年戊辰1,即文选楼本也2,是书卷首载段玉裁所撰《十三经注疏并释文校勘记序》,云:'臣玉裁窃见臣阮元自诸生时至今挍误有年……近年,巡抚浙中,复取在馆时奉敕挍石经《仪礼》之例,衡之群经。又广搜江东故家所储各善本,集诸名士,授简诂经精舍,令详其异同,抄撮荟萃之。而以官事之暇,篝灯燃烛,定其是非……条分缕析,犁然悉当,成此巨编。'3则《校勘记》之作,为阮元首倡也。

伏见馆

一九○六月六月,鲁迅离开仙台又重新回到了东京。他去瞻仰位于水户的明遗臣朱舜水墓是在回东京的途中或者是在前一年暑假的事。这样,鲁迅抛弃医学,向文学家的道路迈开了第一步。这时鲁迅二十六岁,他一定是体验到自己的思想、价值观等一切都在仿佛激烈摇晃而即将倒塌似的大的震动。在极端苦闷之中,恐怕也还有一股青年向往文学的气魄的吧。处于这种情况下的鲁迅,在东京下榻的就是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据周作人于一九五三年以周遐寿的笔名著述的《鲁迅的故家》记载:'房间在楼上路南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点洋油灯。'

王蒙的少年时代

从北京市区出发,沿着刚刚贯通的京台高速南下,经过沧州,下一个不起眼的出口名为南皮,这就是王蒙的老家。王蒙祖籍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距离北京仅270多公里。王蒙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河北沧州人。但到王蒙这一辈出生之时,他们已经走出龙堂村,到北平求学,此后一直留在北平生活居住。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平沙滩,在他的童年时期,回到南皮故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从南皮到北平,其实是王蒙的父辈,而非王蒙一辈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