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条款修改之检视

基于1997年《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立法缺陷和受贿犯罪的立法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行为进行了修正,将其定罪处罚的条件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法定刑升格”修改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立法学角度分析,这一修改试图纠正立法缺陷,但却引发了新的问题:该款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适用条件与刑法分则中其他类似条款的普遍性适用条件不一致;此外,该款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与刑法分则其他法定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不一致,造成了该款牵连犯内部、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法定牵连犯之间,以及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条款规定的想象竞合犯之间的罪刑失衡。从刑法释义学角度分析,该款规定的罪数处断条件的表述与实际处断规则不符,导致在解释时难以确定具体的罪数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该款规定的处断规则及其适用条件的表述,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立法完善——以“两高”环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十条为切入点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立法上正式确立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然而,将该罪纳入“扰乱市场秩序罪”的立法模式使其法益保护重点含混;叙明罪状的表述过于烦琐,实务中“监测”与“检测”概念混用;“情节严重”要件过于抽象,行刑边界模糊不清。202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要件,并将“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和“已受行政处罚”作为罪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细化了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则,为后续正式修法提供了思路:将环境法益作为该罪重点保护的法益,明确环保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构成;严格区分“监测”与“检测”概念,以空白罪状的表述形式限缩犯罪主体范围;细化“情节严重”要件,明确行政处罚前置以厘清行刑边界。

环保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规范构造与司法适用

为厘清环保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构成,避免刑法的不当适用,通过案例研究和规范分析发现:将环保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置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予以规范的立法模式,模糊了法益保护重点;司法适用“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概念不准确,不当扩大了犯罪主体范围;将大量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置,明显违反了刑法谦抑原则。建议修改司法解释以明确刑法中“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调整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立法模式以彰显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力度;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的行政处罚前置以限定刑法调控范围。

环保中介机构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法益构造与规范解释

关于环保中介机构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法益,生态法益说、信用法益说以及传统的秩序法益说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该罪侵犯的法益,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些学说仅关注到此罪侵犯某一个或某两个法益,并未从整体视角对该罪侵犯的法益进行审视,以致于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全面打击环保中介机构弄虚作假行为。为更好地满足管控环境风险的需求,应当基于整体主义视角重新审视环保中介机构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侵犯的法益,从立法目的、立法模式以及构成要件三方面证成设立此罪应保护的多元法益。多元法益观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具有重要的解释指导功能。该罪构成要件之一“情节严重”的认定,不仅要考量结果要素,还需要在多元法益观下考虑主体要素、行为要素和对象要素。

试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及其立法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犯罪率不断提高,给国家的工商管理秩序进而扩展到整个大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故此,为准确把握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实质,进而完善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进行剖析和解读,并对我国现行立法规范进行评说。最后,对立法完善提供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立法完善的几点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立法完善方向进行了关注。未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法条应从犯罪主体进一步明晰、罚金刑相对确定、强制判处从业禁止、完善相关法规四个方面出发,使关联法律与刑法这一后置法共同配合,更好地规制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的行为,同时进一步保障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董博、李有强、丁功民、阎金岱、刘加荣、徐林文提供虚假财会报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

董博,男,1975年9月10日生,天津市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财务总监。2001年9月5日,因涉嫌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依法执行逮捕。李有强,男,1941年2月22日生,天津市人,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虚假性”和“危害性”评析

全面准确理解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的“虚假性”和“危害性”是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不能把程序虚假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虚假,不能因评估报告金额变动大而直接认定为“虚假证明文件”。要结合程序虚假、内容虚假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来综合判断。要紧紧围绕评估报告是否符合市场价值这个重点,结合市场实际拍卖价值和第三方评估报告的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准确认定评估内容的虚假性。同时,要把具体法条与刑法基本原理、特征相结合,准确判断案件的社会危害性。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立法技术研究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规制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失范行为的核心罪名。该罪的罪状表述同时具有繁复不简约和模糊不明确两种缺陷,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和概括性要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不断拓展,已开始突破该罪的典型样态及规制目的。行政犯在立法技术上适合选择空白罪状模式,以保证行政犯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作为行政犯,其立法技术应由叙明罪状转为空白罪状。“中介组织”这个概念在我国现有法学体系下具有规范性、确定性和适当的开放性,符合法律规范概念的一般要求,可继续使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侵犯的是市场经济中中介组织人员的职业信用。以法律系统论为理论支撑,可以尝试构建妨害信用的罪名体系,以助力现代诚信社会建设。

食品检验机构及其人员应列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主体

司法实践中，食品检验机构与人员因渎职而提供虚假检验报告的情况绝非仅有，但刑法现有条款并未对该类行为予以规制，因此，有必要将食品检验机构和食品检验人员作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特殊主体，从而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力度。理由如下：

中介组织的人员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最高可判10年——《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逐条解读(七)

中介组织出具失实的安全评价报告,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最高可判10年。“情节严重”指的是啥?《刑法》第229条第1款规定了对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处罚: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两高：药物临床试验等机构提供报告严重失实可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直接影响药品质量、医疗效果，扰乱医疗行业监管秩序，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的数据造假违法犯罪行为。

30份虚假审计报告一夜诞生——基于某会计师事务所造假的案例分析

2006年底．厦门某集团下属企业在工资等方面的投诉引起了公安局对该集团资金链的注意。调查发现．该集团濒临破产。且银行贷款金额巨大．涉及全国数家银行贷款（或续贷）20多亿元。为该集团及下属企业出具30份虚假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林某、聂某于2008年1月11日被公安局逮捕．检察院以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林某、聂某予以起诉，法院已多次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教训极为深刻。

论刑法第229条第2款规定之性质

刑法第229条规定了两个罪名: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对于该条第2款规定的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是否独立成罪,其性质如何?学术界认识不一,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观点都不尽全面,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是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一种加重情节。

对新药申报、审批环节药品检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帮助造假行为的刑法评析

文章通过对《刑法》第229条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犯罪主体"中介组织"性质的讨论与分析,解决了在新药申报、审批环节药品检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帮助造假行为刑法评价的问题。

出具不实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的法律责任

矿产地质勘查报告不但是矿业权价值评价的依据,更是矿山建设的依据。如果矿产地质勘查报告不实,不仅会造成巨大浪费,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所以需要追究出具不实矿产地质勘查报告主体的责任。本文首先对矿产地质勘查报告不实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矿产地质勘查报告不实的表现形式及危害;其次分析了矿产地质勘查报告属于检验鉴定结论这一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出具不实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的勘查单位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最后分析了勘查单位出具不实矿产地质勘查报告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职务犯罪非罪化研究——以民营中小企业财务报表审计业务为例

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职务犯罪，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29条的规定而构成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注册会计师明知企业（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却不披露（即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情节严重的。

注册会计师刑事责任的认定——以《刑法》第229条两罪为视角

由于注册会计师这个特殊职业群体在我国市场经济中日益活跃,承担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其民事责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于刑事责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注册会计师这个特殊群体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点入手,以《刑法》第229条的两罪为视角,分析其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指出当前过错认定标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