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方解除合同效力时间的认定分析

当事人单方面解除合同,指没有履行完合同之前,因为一些过失等原因而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在实践中,因违约方根本违约行为和守约方无过错的确认,以及单方解除权行使的方式不同,会导致解除合同效力时间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况。本文结合《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解除合同效力时间的认定问题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2024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2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适用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就人民法院在审理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公司法时间效力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第一条公司法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4]7号)

为正确适用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就人民法院在审理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时间效力

罪刑法定是当代刑法第一原则,其与时间效力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对刑法时间效力具有全局制约性;罪刑法定的内容与刑法时间效力具有多层面的相通性。在罪刑法定视野之下,通过对禁止有罪类推和禁止溯及既往进行考察,提出完善时间效力规定,强化罪刑法定原则的构想。

刑法时间效力之机能解读

刑法时间效力是确定刑法何时生效、何时失效以及应否溯及既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这决定了它与犯罪成立与否以及责任的轻重密不可分。刑法时间效力是刑法适用的时间限度要求,其机能发挥对刑法的合理运行具有深远影响。刑法时间效力决定了刑法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刑法时间效力的规定随着法治和人权的发展而不断走向合理化、科学化,它对当代刑法价值的实现以及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违法性的认定提供了认定的依据;有利于刑事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基于本体论诠释学视角的重构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学界存在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以及二重性说的争论,但这些学说几乎都是建立在传统方法论诠释学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本体论诠释学的兴起则为重新审视刑法司法解释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本体论诠释学的视角看,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刑法规范本身在时间中的存在方式,因此,其应当遵循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时间效力规则。

两大法系刑法时间效力论

时间效力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犯罪生成与否及其轻重,在西方国家它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大陆法系刑法明确规定时间效力,但学者们对其内涵及其与罪刑法定关系等问题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系国家宪法对刑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学者们试图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宪法精神中探寻时间效力的根源。基于刑法时间效力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价值,有必要对两大法系刑法时间效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民法典时间效力问题上的利益衡量——从规范类型区分理论出发

《民法典》的颁布,必定伴随大量过渡法难题。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中的具体规定却不足以全面覆盖所有问题。大部分过渡法问题,仍必需求诸抽象的利益衡量。对于新法追溯效力范围的判断,可以通过区分新法属于“涉及法律事实的规范”抑或“涉及法律状况的规范”,以确定当事人之信赖在时间上的位置。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问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修正案与原刑法典之间在时间效力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立法的疏漏,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这种冲突难以得到解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主义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在时间效力上应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据此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将罪行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行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问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

新《审计法》的审计程序、法律责任和时间效力

把握和理解新《审计法》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我们每个审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本文就如何正确理解新《审计法》的审计程序、法律责任和时间效力,谈个人的学习心得。

论刑事法条适用的时间效力

我国刑法在溯及力上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刑法修正案改变法定刑、改变罪名和法定刑、改变罪名和罪状、增加罪名等情形下的适用效力,均应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选择适用刑法条文。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依附于刑法,除具有立法性质的以外,其时间效力均应适用于刑法施行期间。对于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前尚未办结的案件,一般应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继续办理,对当事人权利有所约束的除外。

论《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九)与司法解释调整、适用时间上的同步和内容上的交叉,造成了对修正刑法条文溯及力和相应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理解上的偏差以及适用上的困惑。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追根溯源,找到症结所在,宏观上理顺刑事立法规范与刑事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微观上准确分析《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条款的性质和相应的立法条款的从属关系。

投资仲裁实践对国际投资协定时间效力的认定——争端、争端诱因和争端程序在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界定中的应用

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争端中的适用具有时效性,受争端解决时间效力条款的约束。然而条约实践就国际投资协定时间效力范围的规定缺乏一致性和清晰性,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对协定时间效力的解释也不尽相同。Toto、ABCI和平安等案中的国际投资仲裁庭近来从＂争端发生＂、＂争端诱因＂和＂争端解决程序＂等不同视角认定投资协定的时间效力,对仲裁庭管辖权的范围给出了不同答案。在以＂不溯及既往＂为基础的时间效力认定中,仲裁庭已开始将投资协定没有明确排除、也没有明确纳入的＂既往＂置于投资协定适用范围内,加剧了国际投资仲裁的不一致性。在投资协定中清晰界定时间效力的范围和效力对象,是降低国际投资仲裁不确定性的根本方法之一。

论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形式规范化

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形式规范一般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生效、失效以及相应的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遗憾的是,因为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基数较大,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对溯及力问题以及对旧司法解释的部分或者整体失效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制,造成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理解新旧司法解释的偏差或者导致已经失效的司法解释仍然得以适用的司法实践乱象。这种因时间效力的形式规范缺失问题而引发的乱象,可以通过适当增加以修改为主要功能的“决定类”司法解释的颁布,或者在新司法解释中辅之以具体明确的时间效力形式规定来缓解。

非法放贷行为司法犯罪化的时间效力研究

恶意放贷、高利放贷和非法放贷给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严重挑战,并为黑恶势力的滋生和发展创造经济条件,实际危险性和潜在危险性极高。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重点关注催债人员的不法催债行为,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本身进行直接、专门的刑法评价。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犯罪化方式将非法放贷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实质上为作为兜底条款的非法经营罪创设新的犯罪行为,理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约束。鉴于非法放贷行为司法犯罪化直接触及犯罪圈的变动,规定犯罪的“司法解释”与“刑法条文”所客观存在的区别也仅有形式意义,均应按照刑法第3条和第12条的规定禁止不利溯及,以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践行现代法治理念并维护刑事司法公信力。

谈缔约过失责任时间效力的起点

缔约过失责任是近现代在法学上的一大发现,本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缔约过失责任的时间效力的起点争议的争议问题,主要通过对缔约过失构成要件,现实案例,以及与国外允诺禁反言制度相比较,来说明缔约过失责任时间效力的起点应打破要约生效的限制。

刑法修正案中时间效力的理解及应用探讨

2011年通过的最新《刑法修正案》对1997年的《刑法》进行较大程度的修改,并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对新的《刑法修正案》的追溯力问题及对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坦白从宽、数罪并罚、累犯认定、死缓限制减刑规定与不得假释的对象范围、禁止令规定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解释,文章就修正案时间效力问题进行简单的解读,并探讨其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