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基于系谱抑或内容？

法律的效力是法律存在的标志,因此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就是法律原则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条件。德沃金主要借由法律原则在个案适用时相对于法律规则的特点,认定法律原则与规则之间的逻辑差异。然而,并不能由此简单地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只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实际上,同样存在基于系谱或来源的法律原则。同时,如果将法律原则的存在与其在个案中的适用剥离开来,则法律原则的存在即便需要借助道德论证,这种论证的过程本身也有可能是基于来源或系谱的。因此,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本体论上的差异不应该被夸大。

第5批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的建立

目的 建立第 5批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方法 选用百日咳菌株 (编号 5 80 0 4 ) ,采用B G培养基固体培养 ,将培养的百日咳菌液经脱毒灭活后分装冻干。以WHO的效力标准品 # 3和中国效力标准品 # 4为标准进行协作标定。结果 该标准品经 7个实验室协作标定 6 3次 ,最终合并效价为 14IU ml(95 %CI=13 10 9～15 32 0 )。结论 第 5批百日咳疫苗效力标准品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可以作为新的国家百日咳效力标准品使用 ,效价拟定为 14IU ml。

论房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标准

在当下房产交易类型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房地产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建立房产交易合同的效力界分标准是一项突出的难题。随着我国民事财产立法的不断完善,物权区分原则的确立、履行不能有效性的变动以及诚信原则的强化均使得房产交易合同出现一种"有效倾向"。但在坚持这种倾向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房地产管制中强制性规范、宏观调控政策所彰显的公共利益保护目的对合同效力的否定性效果。因此,坚持公共利益保护的底线、合理维护私法自治之原则应当成为未来判定房产交易合同效力的必要准则。

论竞业限制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以《劳动合同法》为视角

竞业限制协议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最初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雇佣单位（下文简称雇主）采用的一种有效的保护其自身商业秘密的法律手段。它对于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自竞业限制制度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它不仅与雇主的合法利益息息相关，也与劳动者的劳动权、择业自由权等有关。因此如何平衡协调雇主与劳动者的利益冲突、消除双方不合理的行为，就成为劳动合同法领域急需研究解决的新课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认定标准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

第6代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的建立

目的建立第6代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方法选用百日咳菌株(沪64-21),发酵罐培养,收获的百日咳菌液经脱毒灭活后,分装冻干,作为备选品,按《中国药典》三部(2010版)进行无菌试验、血清学试验、水分含量及百日咳特异性毒性检测。以WHO标准品PWIS和中国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3号、5号为标准,经5个实验室进行协作标定,并考察其效力稳定性。结果该备选标准品的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品的规定;经协作标定45次,分别以国家标准品3号、5号和WHO标准品为标准进行量值溯源,标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最终合并效价为13 IU/ml(95%CI=12.23～13.26 IU/ml);保存期内标准品的效力稳定。结论该备选标准品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可作为新的第6代百日咳疫苗效力国家标准品使用。

公共治理中的软法

一、软法的兴起：社会治理规范多元化 软法（soft-law）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是一个与硬法（hard-law）相对称的概念，主要适用于国际法范畴，指称“非条约”协议。①学术界对软法尚未形成确切、统一、权威的定义。针对条约（treaty）、公约（convention）、协议书（protoc01）、声明（statement）、宣言（declaration）等多种形态的国际法规范，有些国际法学者按照规范效力标准，将其中某些规范称作硬法，它们通过详细的法规条文明确地规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与责任，授予权威机构以规范解释权，并督促这些义务与责任的履行。

论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是英美保险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尚缺少关于此项原则的立法例,因此,近因原则的含义和应用规则,只能从判例中加以总结。从历史上看,近因原则经过了从“时间标准”向“效力标准”的转变。“时间标准”认为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为近因,而“效力标准”则认为只有在导致损失发生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才是近因。在确定近因时,英美法院通常遵循“常识标准”,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截然不同。在保险事故中,各种原因错综复杂,因此,近因原则的运用也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文根据保险事故的原因是否为单一或多个,以及多个原因中各原因之间的关系。

商事规避行为的法效果判定进路

商事规避行为的法效果取决于其与实质法秩序的匹配性,应当从认识论与工具论分别发力,脱离商事规避行为法效果裁判标准不一的囹圄。在认识论上,商事规避行为法效果判定牵涉的价值元素及次序排位均有别于民事规避行为,法院应当相应匹配不同裁判思维,更为审慎地作出负面评价。在工具论上,加强立法供给并非最优解,应转从司法技术入手,构筑统一的司法裁判范式以限缩裁量空间。对此,宜建立以比例原则为内核的二阶衡平模型。考虑实然法存在价值倒错可能,应当先行运用比例原则对商事强制性规范作出一阶评价。对于“负向评价的法”,规避行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于“正向评价的法”,规避行为的法效果仍需运用比例原则对其有效边界做出二阶评价。对于满足目的正当性、效果必要性以及手段适当性三要素的规避行为,应判定为有效。

美国非立法性规则与立法性规则的区分标准及其启示

美国法院对非立法性规则与立法性规则的区分遵循的是分类审查的逻辑,即根据非立法性规则类型之不同适用不同的区分标准。其中,对解释性规则适用的是法律效力标准,审查的重点在于解释性规则是否超越了其所解释的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对政策声明适用的是拘束力标准,审查的重点在于行政机关在发布该规则时是否表达了拘束行政机关或者公众的意图。美国区分非立法性规则与立法性规则的经验对于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标准、授权立法以及裁量基准等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

本文从制度上简要分析了围绕行政规范法律地位所展开的争论以及司法界的态度 ,区分了法源和“依据” ,论证了判断行为规范是否属于法源的标准 ,认为法定解释性行政规范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他行政规范并不具有法源地位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的依据但应接受司法审查和合法性检验 ,且这种审查可在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中而不限于行政诉讼中进行 。

基于模糊判别模式的近因识别

近因理论是连接保险法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尤其是近因的识别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针对近因识别的"效力标准"在适用中存在模糊性问题,可尝试采用模糊数学中模糊判别模式的识别方法,将各个原因量后而达到科学准确的识别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