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柔性、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以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财务柔性与非效率投资间的关系为研究基础,引入内部控制变量,探究其对财务柔性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财务柔性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缓解投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会加剧过度投资;内部控制的完善有利于加强财务柔性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削弱财务柔性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作用,即内部控制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且相比于国有企业,该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财政纵向失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地方政府长期面临财力不足压力,在“经济锦标赛”“晋升锦标赛”激励下,有强烈动机去影响域内企业投资决策,刺激企业非效率投资。以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辖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纵向失衡会刺激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纵向失衡下税收竞争和政府补助刺激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高质量发展五维度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刺激效应在非高科技企业中和基础设施投入大、市场开放程度低、环保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较高的纵向失衡引发地方财税竞逐帮扶直接形成企业投资损益,刺激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但高质量发展理念也为扭转上述传导路径提供了方向指引。

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并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分布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投资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ESG表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西部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企业非效率投资与高质量发展——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非效率投资影响企业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7—2021年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索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展现出了良好的投资优化治理效果。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但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则难以体现出显著效果,对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有助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降低。文章为理解政府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努力及其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企业财务柔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非效率投资中介作用的思考

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高技术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在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作用下,企业财务柔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财务柔性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适当储备财务柔性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而过度的财务柔性会加剧过度投资行为,进而引发非效率投资问题。非效率投资会降低创新绩效,非效率投资在财务柔性与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适当储备财务柔性对于减少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0年的民营企业为样本,采用Excel、STATA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逆向混改能有效减少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但对投资过度无显著影响,且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以期能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思路,助力民营企业更好地在新发展阶段提高发展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ESG表现对我国林业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ESG表现是衡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综合表现的指标,近年来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章基于2013—2022年我国林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ESG表现对我国林业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好的ESG综合表现可以显著减少我国林业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其中,较好的环境表现(E)对于减少我国林业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更加显著。从企业特点来看,对于规模较大、非国有性质以及投资不足的林业上市企业来说,较好的ESG表现减少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更加显著。此外,融资约束在我国林业上市企业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文章对我国林业上市企业ESG实践的研究进行了丰富与扩展,还为我国林业上市企业减少非效率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

融资约束视角下终极控制权对零售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一些零售企业可能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经营绩效下降,进而影响零售业健康发展。终极控制权作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动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决策,从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同时融资约束作为企业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可能在终极控制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具体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旨在探究融资约束视角下终极控制权对零售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期指导优化零售业的投资决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开发区设立能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吗?

开发区设立对吸引企业投资有重要影响。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会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开发区设立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非能源企业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中,开发区设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开发区内企业创新,规避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非效率投资,应结合企业类型和城市分类制定差异化和精准化的开发区政策,进一步完善开发区升级的相关制度,培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数字普惠金融、生命周期与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

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且降低代理成本及纾解财务风险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路径。进一步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则不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地域位置处于东部地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的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从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拓展了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进一步证据。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8—2022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两个维度出发,验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对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分工效应,拓展了三者之间的理论研究,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投资决策效率、拓展治理新范式、深化国企改革、打造新时代新国企提供借鉴。

ESG表现、媒体关注度与非效率投资

ESG (环境、社会与治理)是当前经济主体制定投资等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的ESG表现以及其如何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的ESG表现与其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在这一环节中的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还基于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媒体关注能够强化ESG表现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ESG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媒体关注度的调节作用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再融资新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

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修订,目的是改善再融资市场环境,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本文以2008年~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7年再融资新规对进行再融资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2017年再融资新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来实现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对完善再融资政策以优化企业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零售业非效率投资治理机制研究--以终极控制权为中介变量

本文针对零售业中存在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以终极控制权为中介变量,探讨非效率投资治理机制的作用。构建非效率投资治理模型以及基于终极控制权的实证模型,分析了非效率投资与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终极控制权作为中介变量的解释。最后,提出针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建议、企业治理理论以及实践启示。

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创新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缓解——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是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领域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以2013—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治理效应是通过发挥威慑作用、公司治理作用和信息治理作用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投服中心采用网上行权方式、应对过度投资问题和对非国有企业或两职分离公司持股行权时,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中小投资者保护和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对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审计、非效率投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碳信息披露水平能否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为实现“双碳”目标,企业有责任对外披露更高水平的碳信息。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碳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盈余管理的方式作用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碳信息披露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因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而存在差异。为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质量,建议有关机构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到碳信息披露中;构建完善的碳信息披露评级制度,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进行科学评价。

非效率投资会影响审计收费吗?——基于ESG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逐渐引起利益相关者的重视。基于委托代理、自愿披露等理论,文章以2010到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否能够引起审计师的关注,并从ESG视角考察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非效率投资会增加其审计收费。(2)企业非效率投资会对其ESG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审计收费。(3)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会重点考虑企业治理(G)方面的表现且其影响关系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性。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分析当下低投资效率情况提供了参考,对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另一方面从ESG视角研究非效率投资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证明了ESG相关信息披露对于企业、审计师的重要意义。

企业ESG表现对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本质是一种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强调企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企业通过改善ESG表现进而提升投资效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1~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就企业的ESG表现对其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改善ESG表现能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水平。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降低非效率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度在企业ESG表现对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的ESG表现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显著。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对ESG体系建设和企业ESG实践的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检验

为探明企业非效率投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帮助企业管理层优化投资决策,提升企业价值和维持长期竞争力。本文引入固定效应模型,收集2013—2023年非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非效率投资与盈利能力的具体关系。结果表明:非效率投资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具有负面效应,并且过度投资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的负面效应高于投资不足,内部控制在企业非效率投资和盈利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建议企业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对各类可能发生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控制非效率投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