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效能法治建设 助力安徽更好发展

安徽省效能建设十年多来的实践表明,效能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制度创新,是运用法治思维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列出"清单",明确边界,主动规范、约束政府行为,持续不断地抓作风、提效能,这是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先行先试的"安徽实践"。效能法治建设是效能建设深化升级的2.0版,兼顾法治规范和行政高效,着力培厚发展的后发优势,形成效能建设法治和行政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新格局。效能法治建设的预期目标是,通过地方人大立法,出台《安徽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实现机构和职责法定,依法强化对效能建设主体行为的规范约束,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同时让人民群众能有效地监督效能建设主体并获得满意的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和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浅议侦查讯问法治效能实现路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讯具有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侦查构造、多重审讯功能以及双重价值平衡的理论价值。面对诉讼制度改革、网络技术革新以及犯罪演变的风险挑战,理应与时俱进转变侦查讯问法治理念、提升侦查讯问主体的综合审讯能力、夯实侦查讯问准备工作、完善侦查讯问标准与侦查讯问制度,实现侦查讯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一系列有利作用、积极结果以及正向价值。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治化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巨大市场的优势。然而,我国巨大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来释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把法治化作为突破口,通过法治来规范市场运行,激活市场主体,提供有效市场环境,使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更大市场得到有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化,必须构建完备的法治体系,并从人、组织和技术几个方面为统一大市场法治体系构建以及法治化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如此,通过市场法治化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增加市场的有效性,而且也可以释放我国巨大市场的潜力,进一步为我国经济发展格局转变提供有效支持。

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以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效能为立论基础

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且又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选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取所长、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的国策。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民众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经济社会发展逻辑表明,全面落实我国非公有制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绩效,既取决于政府机关的公平高效廉明执法效能和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权威司法效能,同时也取决于公正权威高效的检察法律监督、纪检党纪监督和监察政务监督。故而,坚持以提升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治效能为重点,全面推进政府的执法水平和司法的法治保障力度,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权利,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实现良政善为和良法善治,均显得意义重大。

新《职业教育法》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的过程审视和实践要旨

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发挥类型教育优势、积极契合各领域发展需求的调适能力。新《职业教育法》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工作注入法治动能,该赋能过程贯穿并体现在新法的制定、部署、推广各个层面,包括充实政策制定工作的法理依据、划定权责范围归属的法条清单、营造技能价值认同的法治氛围。以过程为导向,依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实践要旨是:探索适应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途径范式;推行适应行政力量多维管理的运行机制;提升适应职业教育改革提质的关键能力;搭建适应维系主体发展权益的保障基底。

强化法律适用:网络暴力的法治途径

频繁出现网络暴力问题,并非因为相关法律的缺失或缺少匹配的法律资源,既有法律条款适用的强化,是遏制网络暴力的主要途径。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经由法律途径解决的网络暴力案件,其责任类型主要是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追究极少。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民事自诉的补充,在网络暴力行为追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优化学校内部督导 提升法治教育实效

优化学校法治教育内部督导,是提升学校法治教育实效性的主要环节。如何不断优化学校内部督导,推进学校法治教育思维的形成、法治教育效能的优化、法治教育力量的凝聚、法治教育实践的扎实,不断提升学校法治教育的实效,充分发挥法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为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注入法治元素与活力,本文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大数据国际追逃追赃的法治治理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以信息爆炸式堆砌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科技时代下,我国形成了运用大数据预防与治理并重的持续型反腐败新模式,国际追逃追赃效率不断提升。但运用大数据进行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着与传统执法方式不同的特征,源于数据获得受限,数据价值降低,人权及其国别制度差异,国际数据反腐合作缺乏统一标准。新时代我国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法治”治理新模式,整合国内各主管机关与国际社会的资源,实现打击腐败犯罪与国际反腐机制的接轨。

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要求,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从中国的国情条件出发,科学阐释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深入论述厉行法治是我们党总结治国理政经验的重大抉择,深刻把握法治对于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的功能作用,明确提出要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精辟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认罪认罚悔过书机制的实务探索与思考

认罪认罚悔过书机制是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在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官适用该项制度的主办主导作用,协同公法司出台的一项工作机制.悔过书具备证据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补强证据、提高办案效率、修复社会关系等具有积极作用,它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的书面体现,相比具有契约合意属性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而言,悔过书更能发挥属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