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列宁:暴力和敌友辨认政治

把暴力和敌友辨认政治这两个词组作关联,似乎是合情理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暴力是政治国家的一部分,同国家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角色分配之敌友辨认的政治生活过程和现象。但这里用做标题的这两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若政治在于敌友辨认,但敌友原本都可以是隐匿的甚至假想的。就理解我们时代社会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阶级斗争"的严格意义,实质在于揭发和构建敌友的真实面目。如今,面对民主思想的逼进,可以说,敌友的辨认话题已经外在于以往所可能具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和与其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然而,这一点只在理想的维度中才是真实的,我们不应忽视和平和发展这两个词组主导的现代性话语在什么意识层面上可能具有合适性。

社群大小的敌友指数分析

用敌友指数建立的理性个体在社群中行为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社群后 ,指出敌友指数的性质和大小以及个体行为成本的高低是影响动物和人类社群大小的因素 。

中美日大国博弈框架下的中日关系--兼论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本文试图把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中的转变放在中美日大国博弈的动态框架下进行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关注国际关系中敌友转换的五个动态因素,即国家利益、力量对比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内政外交互动五种变量。文中选择近两个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之后对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审视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我们今天研究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影响利他行为因素的敌友指数分析

用敌友指数建立的行为效用函数模型对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后 ,认为利他行为发生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两个体之间的敌友指数r必须大于利他和利己行为的边际替代率MRSae,二是个体的行为能力b必须满足个体的生存Xe· pe。同时利他行为的发生量与个体的行为能力 (预算约束 )和敌友指数正相关 ,与利他行为的价格 pa 和利己的行为量Xe 反相关。在对利他行为的分析中 ,许多学者混淆了利他行为的定义 ,分割了个体之间亲缘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联系 ,忽视了对动物利他行为的研究。行为的敌友指数效用函数模型 ,在个体水平上说明了利他、利己、损人和搭便车行为发生的条件和程度 ,指出它们都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卡尔·施密特的敌友理论之诠释

施密特的敌友理论应该是反映20世纪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哲学,并不失时机地、以切合于相应时代情境的方式得到应用和转化。这种敌友理论观被视为拯救魏玛共和国和批判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但在1933年以后,施密特的敌友理论就演变为一种内含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秩序观。卡尔.施密特把敌友区分当做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并由此展开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对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表达了对现代技术进步和道德狂热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担忧。因此,施密特的政治哲学是敌友政治哲学,敌友理论是施密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论敌友划分的限度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政治著作(《君主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和军事著作(《战争的技艺》),将《战争的技艺》与其他著作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敌友划分在西方历史悠久,古典政治哲学对敌友划分在军事和政治中的适用进行了严格区分。马基雅维利突破了这一限定,将二者合而为一,模糊了政治共同体的内与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其后果是使政治变得更加残酷焦灼,为后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施密特“敌友政治观”的三种诠释

施密特被视为二十世纪批评自由主义最有力度的政治思想家。施密特热在西方方兴未艾。本文总结了对施密特独特的有巨大影响的敌友政治观的三种诠释:民族主义式的、道德式的和神学式的。

消费者对不同外形人工智能护理产品的敌友态度及使用意愿:物种主义的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护理产品正在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助力。消费者对不同人工智能护理产品(机器狗vs.机器人)的敌友态度及使用意愿将切实地影响“智能养老”的推进。探查了参与者对机器狗和机器人的敌友态度和使用意愿,以及个体的物种主义观念在其中的作用。分析436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在敌友态度上,物种等级观念强的消费者认为人工智能护理产品亦敌亦友,物种等级观念弱的消费者则更多视人工智能护理产品为朋友而非敌人。在使用意愿上,物种等级观念强的消费者有更高的人工智能护理产品使用意愿,且消费者普遍更不愿意使用机器狗,而物种等级观念弱的消费者尤甚。

分清“敌友”降血脂

高血脂又叫高脂血症,是人体内脂质代谢紊乱,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等增高所致。高血脂会引起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疾病,近年来研究发现,某些恶性肿瘤、糖尿病、肝肾疾病等也与血脂增高有关。脂质不溶于水,在血液中常以与蛋白质结合成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分别为乳糜微粒、极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四种。血脂增高以极低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最为常见,且常同时存在,这两种脂蛋白对动脉血管都具有严重的损害性,可使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可大量沉积于血管内壁,

语音学视角下纳塘译师梵文读法论著研究

纳塘译师所著《梵文读诵法》(■)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流传较广的一部关于梵文咒语念诵方法的论著,书中包含梵文的正确读法、辅元音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等主要内容。该论著及相关注释均侧重以实例说明梵文的读法,却未能对文字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作进一步阐释,致使后世学者对这些内容产生种种疑惑。文章通过现代语音学方法,揭示语音变化规律,详细剖析文字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的具体内涵。认为,纳塘译师所持“大小五行式”的观点与古今语音学家在藏文中规定阴、阳、中三性,划分并界定清浊音、送气不送气音的方法虽表述方式有所区别,但其具体内涵相一致。文章还探讨如何利用文字互为敌友、文字与五行结合理论解决日常用语、吟诵所涉及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等问题,以及它们在语言实践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同时,反驳了关于《三十颂》和《音势论》过时的学术观点。

敌即吾身——汉初国家结构中的敌友政治与国家的道德性

引言:鲁惟一的难题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中央集权体制可以被视为一个时间上连续、空间上跨区域的政治统一体,按照较为流行的范式,称为'帝国'。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认为,中华帝国源自原本规模较小的秦人集团、汉人集团,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创造出大秦、大汉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小秦、小汉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与联合,最终构造出一个帝国模型。~[1]换言之,位于关中地区的秦、汉政府在构造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进程中,

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演变路径:“敌友”和“文明”的视角——从三国时代到朝鲜王朝

“敌友”和“文明”的视角有助于以比较简约的方式理解朝鲜半岛对外观念变迁史。根据这一视角,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可以视为敌友观的主导期和文明观的萌芽期,高丽王朝可以视为敌友观和文明观的并立期,朝鲜王朝前期和中期可视为文明观的鼎盛期,而从开港到日韩合并则以敌友观的回归和近代文明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

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

通过对巴丢、哈特与奈格里关于爱和政治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考察,可以发现巴丢对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爱的论述并不能为共产主义政治奠定基础,相反会消解政治;而哈特和奈格里对诸众爱的论述因为缺乏敌人的视野而成为一种无力的政治。通过施米特和墨菲重新引入"敌友区分"问题,将敌与友的生成过程展现为一种巴特勒式的政治表演,并将爱理解为相互影响和感染的情感,可提出一种纳入敌人视角的表演之爱,真正激活爱和政治之间的链接。

重思战争与和平——霍布斯、康德、施米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重疏

在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施米特被认为继承并发展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遗产;而罗尔斯则被认为是康德政治哲学的继承者。施米特将其关于敌友划分与总体国家的论说根植在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上;罗尔斯则声言其民主和平论乃是受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引导。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旨在推翻上述政治哲学"固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颠覆性的论题:康德并非站在霍布斯对面,他实际上恰恰是霍布斯的继承者;施米特并非霍布斯的继承者,而恰恰是根本性地背离了霍布斯;罗尔斯并非康德的继承者,而是继承并实质性地发展了施米特的敌友划分论与战争正当性论说。

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效用分析

理性人行为时的效用,通过敌友指数γ与其他人的收益相联系.损人行为和利他行为,都是理性人使自己行为效用最大化的途径.在敌友指数γ为零时,理性人行为的效用与他人的收益有关,可发生搭便车行为.

论民族主义的怨恨心理及其超越

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认同"被视为构成民族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怨恨"这种心理情感也常常被强化为群体或民族情绪,推动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甚至在西方的理论传统中,这种怨恨和敌意的心理也被视为现代性理论、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中的基础因素。因此,必须反思和批判对怨恨心理的这种双重强化,重塑理论认识,从尊重和"有差异的共存"出发来看待民族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抑制极端政治民族主义。

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始终把握好的三大问题——重读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毛泽东同志最看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最初表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也是一篇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无论对党的建设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道路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文中首先指出了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分清敌友,警醒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清醒认识、认真解决好的首要问题。然后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并通过持续努力一步步解决好农民问题。

自由的抑或危险的人性——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一种读法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固然是对自由主义尖锐的抨击,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对政治现象奠定基础。"政治的概念"这个标题首先表明施米特对"国家"这个现代政治哲学概念的不满。从根本上说,《政治的概念》处理两个核心问题:关于国家的理论问题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前者而言,他描述了政治的敌友区分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而言,他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从哲学奠基还原到现实的国际政治生存状态。而所有这些得以成立的一个根本前提,则是施米特的人性论看法: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从人性到对立——论施米特对政治的溯源

施米特借助神学人类学重新阐释原罪,认为人类因主张和捍卫自主生活而视上帝为敌人,人神对立仅仅关乎根本的存在形式,所以是“政治性对立”。原罪决定了人性本恶,也就决定了政治根植于人性,是生活的根本维度和基本特性。所以,政治性对立本质上是人之存在形式的对立;而政治只能在这种对立的层面上展现自身,并通过“敌友之分”的标准得到把握。

何为政治? 政治何为?——中国语境下的施米特政治哲学

施米特将"敌友划分"作为政治与非政治的边界,奠定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基调,并因此被贬斥为"老派政治学家"。但在中国语境下,"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乃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主题,它不可能回避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政治生态。故在重温施米特所勾勒的国际政治生态图之余,描绘切近中国之本己的政治地图,乃是本土政治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应满足三个前提。其一,它力求容纳最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二,它直面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生态;其三,它能留给中华子孙最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为此,应将"政治"界定为"全球有机政治生态下的各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主义路径"。